以描写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为主的红色经典，在发表和出版之后的不同时期，一印再印，长销不衰，而且，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之后，仍然广受不同代际人们的欢迎。这种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文艺经典作品，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过时，更不会因为岁月的更替而褪色。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实例，是歌剧《白毛女》的重排与巡演。这个诞生于70年前延安的民族歌剧经典，从延安开演，中经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上海、济南、长春直至北京，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白毛女》旋风”。不久前，据此拍摄的3D舞台艺术片《白毛女》电影也在全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好评。一部民族歌剧经典，历经70春秋，久演不衰；主演从王昆到郭兰英，到彭丽媛，再到雷佳，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而且，由民族歌剧到京剧，到芭蕾舞剧，再到不少地方戏曲，竞相移植上演。铁的事实证明：这部经典作品所昭示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既“各美其美”——传承民族秧歌民族戏曲审美优势，又“美人之美”——借鉴西方歌剧审美经验并进而“美美与共”，兼容创新形成民族歌剧新范式的创作。
现实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也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红色经典中以审美方式呈现的“历史镜鉴”，弥足珍贵。《白毛女》的主要编剧之一、著名诗人贺敬之就深刻指出：那种颠覆《白毛女》反对阶级压迫主题、胡诌“杨白劳与黄世仁两方只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欠债还钱是正理”的历史虚无主义极为有害。《白毛女》这部经典正是以艺术力量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当中国老艺术家采风团到海南访问红色娘子军旧址，当地人民把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簇拥起来，嘘寒问暖，奔走相告：“吴琼花回家啦！”原来，谢晋导演为拍摄电影《红色娘子军》，带着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祝希娟到这里深入生活，与红色娘子军的老战士及当地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从而令祝希娟在影片中饰演的吴琼花形象大获成功，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自此，不仅电影《红色娘子军》成为海南岛的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而且祝希娟塑造的吴琼花艺术形象也深入民心，成为中国激励人民跟着共产党创造幸福生活的精神动力。这里，发人深思的是：红色娘子军在海南实际活动的历史时长不过一年零数月，而吴琼花则使娘子军的影响不断。于此足见“文学力量的推动”的重要性，足见文艺经典绝不过时的现实意义。
我觉得当下创作作为当代生活的一种反映，其素材、课题和认识等等，都产生并依赖于当代生活。当下创作中最能反映时代风貌和精神的代表性作品才可能成为新经典，被人们记住，留传于世。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生活是产生新经典的源泉。
当代生活景象无疑极其丰富而复杂。与人们所称的红色经典所产生的那个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与战争年代比较，当代中国虽属和平发展，却也在发生着深刻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史所罕见。中国走出近代史上贫穷、落后、屈辱的境地，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发展奇迹，社会形态也在迅速转型。发展与转型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各种问题与压力，新形势下的国际环境既提供机遇，也充满挑战。中国人民正在以自己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直面挑战，向着实现“中国梦”的方向前行。这样一种生活景象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资源，也提供了巨大的表现空间。
我生活在福建，这里不属中心区域，生活却也同样发生着巨变。一个遍布丘陵的省份，以往被山岭分割出众多方言区域，20年前行路还处处艰难，如今高速公路和高铁交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当年的农业省份快速城镇化，沿海地区工厂林立，已经很难找到旧日乡村。山区许多村庄只有老幼留守，传统村社结构在悄然消解。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也与往昔大不相同。置身如此丰富变迁的场景中，感受的确多样而深刻，总觉得处处有值得表现的题材，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了。也常感叹这是一个出大作品的时代，问题只在于自己的认识水准与笔力。
当代生活提供的当下场景中也包含着与其密切相关的历史场景，以及认识这种历史的当下眼光。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人们进一步发掘并深入认识以往，作家们也发现昔日海上丝绸之路此刻有了新的表现空间。历史上福建与台湾关系密切，福建在近现代以来的台海风云变幻中一直处于特殊地位。当下，生活在这里的作家们在深入思考历史，深刻认识将两岸紧密相连的血缘与文化纽带，以自己的创作投身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任务中。近现代史上的福建人下南洋、福建以古田会议为代表的巨大红色资源也备受瞩目，具有深入开掘、继往开来、服务当代的意义。当代生活的无穷资源与课题为创作提供了广阔新天地，无疑是创作以至新经典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经历了时间淘洗，红色经典始终被那么多人喜爱，且历久不衰。那么，它是否具有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特定时空阈限的精神内涵呢？
红色经典是“工农兵文艺”，它以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被蔑视的底层普通平民为主人公，把他们塑造成英雄。我们可以认为，它传导的也是一种地道的平民精神。它的平民精神不同于“五四”时的俯视平民、怜悯平民，而是平视加仰视。近距离的平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只有像柳青、梁斌、浩然这样真正熟悉农民、热爱乡村生活的作家，才能以那样的深情描绘出蛤蟆滩、千里堤、白洋淀、东山坞的自然景色，在渲染时代风云之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农民朴实的精神追求和世俗的喜怒哀乐。梁生宝、朱老忠、萧长春这些人物确实比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更高大。但这些人物形象不乏可信性，因为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仍然让人感觉是活的人，而非提线木偶。
红色经典突出集体主义精神。“五四”对“个人”的发现，其积极意义巨大，个体生命和个人权利被尊重是现代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关注个人、尊重个人并不等于个人利益至上、不讲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的语境中也可转译为团队精神。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前提，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超越。
红色经典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它传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红岩》里的英雄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不是其非凡的武功或智谋，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超强意志力。红色经典符合毛泽东关于文艺“高于生活”的美学思想，它的超越精神不仅体现于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方面，也表现在作品营造的艺术氛围、美学境界的超越性：读者即便知道了林道静不等于杨沫、或江华不同于马建民，知道了真实的威虎山并不像小说里写得那样险峻、琼海的“南府”有别于电影或舞剧里的境况，也还是喜欢陶醉于作品的艺术氛围之中，因为作品将大家导入了一种更美好的彼岸世界。
因而，时过境迁之后，读者可以批评红色经典的各种局限，却难以忘怀它，我们不应忽略它的存在。
有人认为，文学要有所担当，“红色经典”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路标，其厚重感与担当意识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富有生命力。
保尔经历了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童年，处在沙皇统治时代；少年，家乡被红军解放，然后德国法西斯入侵；青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保尔一生经历的几乎都是深重的苦难。从中国传统的命理观念看，保尔直接就是一个很命苦的人。他差不多把“五弊三缺”都占全了。什么叫做“五弊”？就是鳏寡孤独残这五种人生大不幸。什么叫“三缺”？就是钱、权、命三样都缺少。
保尔出生于乌克兰首府基辅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幼年丧父，母亲靠在车站上做饭的微薄收入来养家，保尔还有一个哥哥，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他的家庭极度贫困。保尔在学校上学，因为贫困屡屡受人歧视，尤其是以那个在学校总是体罚学生的神甫老师为甚。为了报复，保尔给神甫和好的面团上撒了烟末，这也是他朋友谢廖沙的怂恿的结果，于是他就被开除了。然后跟着母亲到车站食堂里当帮工，干些粗活，受尽了老板娘的气。不久，哥哥帮他在电厂里找到了工作，就离开了食堂。保尔的童年是苦难深重的，法西斯入侵，为救人生导师、革命路上的引路人朱赫来，被法西斯势力抓进监狱受尽折磨，腿被打伤了。伤愈之后参加红军，在战斗中英勇奋战，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了，右眼失明。退役后参加修筑铁路，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加上超负荷的劳动，给身体留下了隐患。再后来因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劳，一次次病倒，神经系统严重受损，导致下肢瘫痪、双目失明。病情严重的时候，保尔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到最后，只有右手能动，他开始拿起笔，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小说《暴风雨的儿女》
保尔·柯察金一一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那种活着，被人民记在脑子里；死后，被人民刻在心上的英豪。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还能以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继续为人们服务。”他——保尔·柯察金，虽然身体有缺陷，却没有在死神面前退缩，依然顽强地活着，顽强地搏斗着。正如小说里说道：“那颗因病痛折磨疲惫而憔悴的心，又注入了新的活力，怦怦地欢跳起来。是啊，病魔的枷锁被粉碎了，他又信心百倍地拿起新的武器，神采焕发地投身于革命队伍，他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又揭开了崭新的一叶，生命有奏响了新的进行曲！是的，保尔·柯察金，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