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
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
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
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
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
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
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
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遇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水浒传》，令我感慨万千。
水浒传具体生动地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和正义行动，他们不占城池，出榜安民，异姓一家，塑造了一大批梁山泊好汉忠义，替天行道的光辉形象。
在风雨飘摇的北宋末期，梁山泊好汉忠君报国，为民除害，着实令人钦佩。比如一百单八将中的宋江，江湖上人称他为山东及时雨宋押司，他深明大义，急盼招安，愿为国家出力。在兄弟托塔天王晁盖死时，他十分悲伤，几次要哭昏过去，每日都会领众举哀，遵从晁天王遗言，发誓要带领好汉们，活捉敌人史文恭，为晁盖报仇，在不断地努力下，他做到了。他军法严明，宋江手下的军校因为酒肉少而杀了厢官，宋江哭着命他痛饮一醉自缢而死，而后，他顾着梁山泊时的恩情，盛棺安葬，他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爱憎分明的好官。
而反过来呢，以高俅为首的奸佞宦官使人愤恨，高俅身为殿帅府太尉，本应报效朝廷，而他却因为宠溺养子，使计拿下教头林冲，刺配沧州道，险些被防送公人董超和薛霸结果了性命。在三败梁山泊时，他被活捉上山后向宋江保证会向天子重奏招安一事，而后却转面无恩，连日称病，不敢上朝，又将水银放入卢俊义、宋江得赏的御酒中，让他们中毒身亡。这样一个奸诈小人没有被天子加上罪名，令人可忧可悲。
现在的社会不再是过去那个腐朽衰落的封建王朝，而是科技文化蓬勃发展的新社会，我们身为祖国的花朵，应该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肩负起未来的重任，为理想勇敢前进。而书中的梁山好汉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团结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它成为我们积极向上成长的新动力。《水浒传》在我遇到困难时使我想到梁山好汉们在遭到朝廷的讨伐时携手共进，积极出力的事迹。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梁山好汉仿佛变成我的指路人，告诉我要对朋友热情主动。
读过《水浒传》后，我仿佛被注入了正义的能量，它恰如一首史诗，为我们展示了当年的国势特征和民俗风情，但它为我们传达的更多的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
《水浒传》读后感三
为了更多的了解《水浒传》，暑假里，我特地到找到了原著，并且对其反复研读了多遍。读了《水浒传》，我的感受颇丰。
《水浒传》以梁山泊起义叙写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以深刻的思想、广泛的内容、杰出的艺术谱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革命悲剧，反映出没落衰败的封建社会深重的剥削和残酷的压迫激化着阶级矛盾，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造成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写起义发生是“乱自上作”。统治者上起皇帝、大臣，下至地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乃至吏役狱卒，全国上下，朝廷内外，形成统治网，公然用恶。像梁中书两年就搜刮几十万贯给丈人蔡京庆贺生日，贿赂公行;高俅为报私仇迫害王进，为高衙内霸占人妻而害林冲，逼得本不想反的人不得不反，揭示出起义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官逼民反”。小说真实地叙写了起义斗争的发展过程：从个人反抗到集体反抗，从分散斗争到有组织斗争，规模从小到大。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开始都是个人抗争，只为逃避官府缉捕而找安身立命之地;虽有梁山、二龙山、桃花山等许多山头，但彼此孤立，不能抵御逐步升级的官府“进剿”;晁盖、吴用、宋江上山以后，以梁山泊为中心，联合各山头，形成强大统一的组织，取得大规模战争的胜利，挫败官府和朝廷的“进剿”，揭示出农民革命斗争的规律。小说还叙写了起义的失败结局。梁山英雄排座次后，“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要求已经实现。农民革命的平等、平均主张，使斗争只能有三种前途：一是像方腊称王后被镇压;二是像李逵说，夺位自己当皇帝;三是像宋江“全伙受招安”。受招安有总结农民革命经验教训，探索出路和寓意。宋江受招安后，朝廷想“尽数剿除”，派去征辽、征方腊，梁山好汉死伤离散，剩下的宋江、卢俊义、吴这样领袖人物，也被御赐药酒毒死或伤心自杀。一场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起义，108位英雄只落得风流云散的悲剧结局。对这一英雄悲剧结局，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对施耐庵总的思想倾向却看法一致：揭露批判封建统治的罪恶，赞扬颂美梁山英雄的反抗斗争。
一个“忠”字就包含了对自己的国家、亲人、朋友的尽心竭力，鞠躬尽瘁。宋江在重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只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可谓是忠心耿耿;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面对高俅之子的调戏、凌辱宁死不屈，最后上吊自杀，这也是忠的表现。
“义”字包含了很多内容，108个好汉为兄弟赴汤蹈火，两肋插刀，这就是义;为人民、国家锄暴安良、出生入死也是义。在108个英雄中，我认为最能做到“义”的是一个黑大汉，他虽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但是他路见不平就拔“斧”相助的精神，令那些丧尽天良的恶人们闻风丧胆。他有些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民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是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他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描绘与朝廷斗争的农民起义的范本，作为一本记事性的文章，书很好的描绘了梁山108将的豪情壮志，可以说是我们高中生必读的佳作!
大约是初中的时候吧，初次看《水浒传》，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着我，我甚至被感动得涕泪横流，但偶然的机会，我又一次拿起了《水浒传》，想重温儿时的记忆，没想到，曾经感动过我的《水浒传》却让我很失望。我佩服作者刻画人物的手法，但这本书，在思想方面却显得很不足。
一、无是非观。我总结了一下，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杀人，而且有些是无辜的人。史进杀李吉，李吉并非有罪，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即使是我敬重的武松，也在杀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时，杀了后槽、两个丫鬟、张都监的两个亲随和其他一些人。石秀杀死了和杨雄妻子通奸的和尚和帮助和尚通奸的头陀，杨雄杀死了丫鬟迎儿和自己的妻子。还有，在攻陷一座城池或庄寨时，都要把长官一家良贱杀尽。
为救宋江，劫法场时，李逵杀人最多，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推倒颠翻的，不计其数。
李逵嗜杀成性，在血洗扈家庄后，宋江斥责他说，扈成已经投降，何必杀他一家人。但念在李逵有功劳的份上，权且将功折罪，李逵却说：“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杀人竟然还杀得快活，骇人呐!
宋江在浔阳楼上提的反诗里，有这样两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似乎杀人是为了报个人的冤仇。
攻打完祝家庄后，宋江与吴用商议，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石秀禀说起这钟离老人指路之力，“也有此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好人。”宋江听罢，叫石秀去寻那老人来。石秀去不多时，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拜见宋江、吴学究。
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永为乡民：“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什么是善，就是因为给梁山好汉指路了，典型的“对我好就是好人”的论调。
攻打完北京后，柴进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资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比及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伤的可是无辜的百姓啊!
为了逼秦明落草，宋江设计让人穿了秦明的盔甲，攻打了青州城，把许多好百姓杀了，又把许多房屋烧了。
为逼朱仝入伙，设计杀死了小衙内——沧州知府亲子，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就算他的父亲恶贯满盈，孩子也是无辜的呀。
放火。例如，鲁智深火烧瓦官寺、晁盖上梁山时烧了自己的寨子、武松在蜈蚣岭烧了坟庵，穆弘上梁山时，也把庄院一把火烧了，这样的情节就更多了，不知道这样做用意何在?
此外，攻打祝家庄，实为借粮，并非义举，可宋江却说：“祝家庄那厮，好生无礼，平白欺负俺山寨，因此行兵报仇……”其实，祝家庄门上的标语(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和抓了时迁只不过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线而已。
在被迫上梁山前，许多英雄好汉本就是打家劫舍的或者是一方恶霸。就连晁盖也是打家劫舍的，虽说是“劫富”，可却没怎么“济贫”。穆春本是揭阳镇一霸，只因为薛永私自在他的地盘上卖艺，便吩咐人不要施舍他钱，他把宋江给了薛永五两银子视为对他权威的挑战，便吩咐客家和店家不许接纳宋江他们，可当知道此人是宋江时，便扑翻身便拜。看过《水浒传》的人都晓得，这样的情节不少。
书中很多英雄人物确实是被官逼得上了梁山，象林冲、武松、宋江，那时的吏治确也有些残酷。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原来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了残生性命……”吏治的严酷与不合理可能是导致反抗最直接的原因。可也有很多人如阮氏三兄弟却不是如此，也有一些人是被这些好汉们逼上了梁山的，如秦明、萧让、金大坚、黄信、李云、李应、徐守、卢俊义等。
二、乱世的志士往往有些无赖(老舍语)，鲁智深到处赊帐，只说，先记上，改天再还，从店小二等对他的态度来看，他估计也是一霸，就连镇关西见了他，也是慌忙出柜身来唱诺道：“提辖恕罪。”这鲁达到处打人，而且有时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打人，如在旅店救那父女俩逃走，店小二阻拦时，鲁达大怒，打了那小二一巴掌，只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了两颗门牙，其实店小二何错之有?到后来大闹五台山，更是流氓行经。杨志在生辰纲被劫后，也吃过霸王餐。
三、义气、人情大于法，宋江得知官府要缉拿晁盖，便去给晁盖通风报信。宋江杀了阎婆惜，知县却一味护着宋江，只想把事情朦胧做在原本无辜的唐牛儿身上。武松杀死西门庆、潘金莲后，知县也一心要周全他。说到人情，宋江惯会使人情，发配到江州府，到处使银子，因此无一不喜欢宋江。戴宗因宋江没送例银，大怒，喝道：“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且打这厮一百讯棍。”当知道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宋江时，戴宗马上便和其称兄道弟。人情在中国可真是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