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他人，刚柔真我。滕启刚扎根基层书写了精彩人生，用生命诠释了法官廉洁自律的政治操守。
滕启刚同志的一言一行深深激励着我，我要向滕启刚同志学习，学习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审判工作无比热爱，始终站在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沿，探索调解新思路;学习他以群众苦为苦，实实在在解决百姓的难心事，时时同民意对表，事事向民心对标，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审判工作的指南;学习他敬业奉献，手受伤“三指”打字、从不午休、看三小时监控只为找出关键证据……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他的感召下，我对社会、对工作、对家庭，都多了一份责任感，一份使命与担当。作为新入职干警，我将怀揣无限的热情投入到法院工作中，无私奉献、精益求精，时时刻刻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努力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向榜样致敬!
樊锦诗，一位扎根戈壁大漠深处敦煌莫高窟半个多世纪的文博工作者，她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奉献给了我国文化、文物保护事业，被人们亲切尊称为“敦煌女儿”。
上世纪60年代初，樊锦诗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曾在敦煌实习，面对那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曾经让她动摇过，“我不想再回来了”，但是，毕业后她还是选择了敦煌莫高窟，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与敦煌难舍难离的情缘?
当生活与工作面临抉择时，她也曾犹豫，也曾彷徨。刚结婚，她和丈夫就面临两地分居，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大西北，北京大学的老师答应她，3年后就把她调到武汉大学，可是3年又3年，她们夫妻始终没有团圆。她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大西北，没有人看孩子，在她去工作的时候，只能把孩子放在家里，每天她回来，听到孩子哇哇大哭，她这才放心，要是听不到孩子的哭声，她就提心吊胆。
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让樊锦诗深深地爱上了这片沙漠，爱上了敦煌。她对丈夫说，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分居近二十载的`家庭终在大西北团聚。她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她的工作就是为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管理服务的。
20xx年，敦煌研究院正在搞数字化，樊锦诗也在琢磨，莫高窟能不能数字化，让游客在洞外看?经过10年的探索与坚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推出《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梦幻佛宫》两部电影。
20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廷·巴特尔参加了这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走出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走进了苍凉、偏远、闭塞的萨茹拉图亚草原，时为1974年。面对陌生的环境，一切都必须从头学起，首先是蒙语，不会蒙语，就没法儿和牧民进行交流与沟通;然后是在草原生存的基本技巧：骑马、放牧、打草....廷·巴特尔用心去贴近草原，用心去贴近牧民，草原和牧民给他以丰厚的回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凡是牧区生产、生活中所需得知识和技能，廷·巴特尔基本掌握了。
1976年，复出后的廷懋将军出任内蒙古军区政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与此同时，知青可以返城的政策也出台了。在萨茹拉图亚知青点，人们普遍认为，第一个返城的知青肯定是廷·巴特尔，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他的父亲是自治区的高层领导，而是事实却让大家看到的是相反的结论。廷·巴特尔不仅不是第一个返城的知青，而是40名知青中唯一扎根在萨茹拉图亚草原的知青。
草原和草原人民给予廷·巴特尔以极大信任，让他去经营和管理乳品厂，一年干下来，廷·巴特尔楞是让这个濒临倒闭的乳品厂盈利5万元。廷·巴特尔在熟悉草原的过程中找到了有所作为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支点。他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上郑重地写下“廷·巴特尔”4个字。老将军廷懋给儿子的礼物是一本《党章》，并语重心长地叮嘱：“好好学，千万不能辜负党组织的期望。”
1981年秋，廷·巴特尔在美丽的高格斯台河畔与美丽的蒙族姑娘额尔登其其格组建起幸福的家庭。
1993年，已经出任萨如拉图亚嘎查党支部书记的廷·巴特尔又面临一次考验。北京军区按政策规定要在北京为廷懋将军修建一座小楼，并安排一名子女随同进京。对巴·特尔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但他已经把生命融进萨如拉图亚的廷·巴特尔，舍不得已经围封的草原，舍不得他亲手绘制的草原建设蓝图。他对父母说：“我的事业在萨如拉图亚，我深情地热爱着这片草原!”萨如拉图亚位于浑善克沙地西北边缘，面积437.5平方公里。这里曾是一望无际的草原，108眼泉水汇聚而成的高格斯如河在这里流过。
20世纪80年代，牧区开始推行草原畜牧双承包制。这一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的养畜积极性，但却缺少对牧民的科学引导，导致牧民在追求养畜头数时无视对草原的破坏，使草原变成黄沙漫漫的沙地，廷·巴特尔大声疾呼：不能这样下去了，否则，就连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也将不复存在!廷·巴特尔从这户牧民家里出来，又进那户牧民家里，苦口婆心和每一个牧民商量、探讨围封退化草原、禁牧沙化草原的事情，然而，牧民们还是不接受他的观点和理论。
廷·巴特尔想，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率先垂范，牧民之所以不接受他的观点和理论，是因为这种观点和理论还没有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
1986年，廷·巴特尔在萨如拉图亚草原上做出惊人之举，把他和妻子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60多只羊全部卖掉，用卖羊钱买回网护栏，圈起300多亩草场，一年后的实际效果更是让牧民感到震惊。廷·巴特尔围封的300亩草场打下9马车草，相当于其他牧民1000亩草场的打草量。廷·巴特尔家出栏一头牛收入1200元，别人家两头牛才卖1000元，这鲜明的对比使牧民们悟出一个道理：跟着廷·巴特尔干，没错。
在廷·巴特尔的悉心指导下，牧民们实实在在地落实着保护和建设草原，出现了轮牧区、休牧区。廷·巴特尔把自己的草场细化为8个区，两个禁牧区，一个种植青贮区，一个种树种草区，另外4个是春、夏、秋、冬轮牧区。
20__年7月，锡盟盟委、行署在全盟范围内提出“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的围封转移战略时，萨如拉图亚嘎查100%的草场都进行了封育和划区轮牧，牧民建网围栏的面积达30万亩，建畜圈4820平方米，打井49眼，在建设养畜中，牧民人均收入由过去的500元飚升到现在的3600元。“围封轮牧”对恢复草原植被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草畜不平衡的问题。
廷·巴特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蹄腿理论”再次给牧民以启发：养一头牛只有4条腿，5只羊却有20只蹄子。很显然，5只羊对草原的破坏远远大于超过一头牛，养一头牛所付出的辛苦要比养5只羊付出的辛苦少的多，既保护了草原，又减轻了劳动强度，何乐而不为呢?
廷·巴特尔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时刻装在心里，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20__年锡林郭勒草原历史上遭受了一场罕见的雪灾。身为萨如拉图亚嘎查党支部书记的廷·巴特尔牵挂着雪灾中的每一家牧民，他用铁锹和双手开出一条通往牧民家的“雪路”。走访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牧民。萨如拉图亚嘎查有83户牧民如星星般散落在草原的各个角落，从一家到另一家，最远距离达80多公里。廷·巴特尔每年不止一次挨家挨户地问寒问暖，把党的关怀送到每一户牧民家里，送到每一个牧民心中。
廷·巴特尔给嘎查的干部立下几条牢不可破的规矩：不能以任何理由公款吃喝、请客送礼;不能动用集体畜群;不出钱为干部购买交通工具;不支付油费。
20__年，阿巴嘎旗经营管理站对嘎查账目进行清查核资时发现，20__年萨如拉图亚嘎查没有一笔招待费，也没有一笔汽油条子下账，怀着好奇心一年一年地往前查，8年的账目没查出一笔招待费。事实告诉我们，廷·巴特尔是一个廉洁的党支部书记，身体立行、严以律已，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表率作用，带出一支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
萨如拉图亚译成汉语是月光，廷·巴特尔带领83户牧民通过28年的努力和奋斗，使萨如拉图亚嘎查的天蓝了，水更清了，草更绿了;使生活在这“月光”里的人们富裕了，文明了。
六年前，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邀请谭盾去敦煌，她开玩笑地对谭盾说：你是音乐家，有名的音乐家，你能不能把敦煌用音乐来表达一下?谭盾一入敦煌，即被这传承千年的艺术吸引打动，扎进洞窟六个小时才出来。
六年后，谭盾终于完成《敦煌·慈悲颂》。在20xx年的`国内巡演中，他特意将首演放在敦煌，在演出开始前，他把樊锦诗请上舞台，向现场观众介绍这段缘起，并恭敬地将总谱献给樊锦诗。樊锦诗也在敦煌研究院负责人陪同下，回赠壁画临摹作品以示感谢。
敦煌的演出让樊锦诗非常激动，她说：“敦煌的故事那么多，最后他归纳出来，叫做《敦煌·慈悲颂》。我的理解，他已经通过音乐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听了深受感动。”几天后，巡演到上海，樊锦诗又千里追踪去往上海，二刷《敦煌·慈悲颂》，并再次登台感谢谭盾和所有艺术家，她与谭盾的现场互动，让观众非常感动。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她扎根大漠50余年，潜心石窟，为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她邀请谭盾创作音乐版的敦煌壁画，更让这份中华文明瑰宝踏上音乐的丝绸之路，更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下庄村地处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的大山深处，整村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天坑里，因为没有通往外界的公路，村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贫困中。20多年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毛相林带领下庄村民凭借顽强的毅力，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
这几天，下庄村村民刘恒保和妻子正忙着给柑橘树除草、打药，六年前，他种了20亩柑橘树，如今已经硕果累累。
除了种植瓜果蔬菜，当地村民还建起了民宿，发展乡村旅游，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而就在二十多年前，这个被1000多米的悬崖峭壁包围的村庄仅靠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相通。因为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不愿意再返回家乡。
要想富先修路。时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的毛相林决定在悬崖上凿出一条出村的公路，彻底改变村庄的命运。在他的带领下，村民们筹集了3960元购买了炸药等物资，肩挑背扛，用大锤、簸箕等简单的农用工具在绝壁上开凿希望。
20__年，历时七年，一条八公里长的“天路”终于修到了山外。十年后，毛相林又争取到了公路硬化政策，在扶贫资金的支持下，这条“绝壁天路”变成了3米多宽的“四好农村路”。
出山的公路修通了，而脱贫的道路又在哪里呢?20__年，毛相林四处调研后，决定为下庄村引进柑橘、桃树、西瓜三大脱贫产业，并聘请种植专家对乡亲们进行科学指导。同时，这条修好的出山公路也为瓜果运输提供了极大便利。只用了一年时间，下庄村就在全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
此外，毛相林还在县里为下庄村争取到了乡村振兴开发项目资金，打造乡村旅游，建设具有三峡山村特色的休闲度假胜地。20__年，下庄村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2万余元。在毛相林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曾经贫困的下庄村走上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这几天，时尚圈突然被一个叫王德顺的花样爷爷刷屏了。
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一场以“东北大棉袄”为设计元素的时装发布会上，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登上T台，赤裸上身引发轰动，一起时尚圈刮起东方花样爷爷的旋风。自己点开一看，什么叫热腾腾的劲浪!简直是仙风道骨，直接秒杀小鲜肉。老爷子不摆酷，不装高冷，从T台热烘烘地走来，率性，健康，穿着大棉裤和千层底黑布鞋演绎过去的恋情，从内涵上又再次让小鲜肉们望尘莫及。
确实，这位79岁的老爷子哪里和“老”沾边嘛!这个老不是说看不出年龄，一定的年龄，皱纹和暗沉不可避免，已经写在脸上。但是他的表演和他的活法，他的人生状态，真的完全没有精神衰老的迹象。
但是，更多尚未老的老人，随着岁月的增长，生活的压力，很早地“放弃”了自己。比如我们这代中年人的父母，其实就是像王德顺一样年纪或者年纪更大一些老年人。让这个年纪的老年女性穿细高跟，哪怕她们想试，也怕别人会笑话，不怕摔跤吗?还有，如果不花绝大部分精力忙着儿孙的事情，就显得不务正业，不那么贤良。而另外一方面，过多的付出和关注又让老人习惯心理上依赖儿女，而儿女这边呢，又感到被亏欠绑架，搞得两代人皆不自在。
其实，王德顺中年非常不顺。1985年，49岁的王德顺和妻子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家乡，成为最早的“北漂”一族。多年来，王德顺以家庭哑剧团的形式进行巡回演出，走遍了中国、走遍了欧洲，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吉卜赛”。吉卜赛是什么?就是不管流浪何处，无论在任何苦难中，都可以用一百种乐器、一百种腔调、一百种体姿呈现出欢乐的歌舞，其中所体现的都是无往不靡的乐观主义。几十年，他演了无数部电视电影的配角，不是这次T台秀，估计很少有人知道王德顺这个名字吧?现在他和家人都签约了遗体捐献。他说他的身体活着为“艺”用人体，死后为“医”用人体，一点没糟蹋。
这些都是王德顺岁月积累的豁达乐观和精神气。人在老年的时候，也许体力不及年轻人，但经验是财富和宝藏;也许记忆力不及年轻人，但智慧却无可比及。年轻时，历经了沧桑和困苦，但是一直没有放弃自己，这就是那场秀，王德顺展示的他，保持的实力和他独特的魅力。
老人的天地其实可以很宽广，为什么王德顺会成为热捧的对象?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中年人不仅仅希望老年人能活出这个格局，这个范儿;更有，其实是对自己的鼓励，希望那也是将来的我们自己。希望我们这代人会优雅地老去，会摆脱父辈、祖辈年老时沉重局促的影子，而像王德顺这样的老人一样，去健身，去学习，去展示自己，活出每一个年龄的精彩。
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很有研究才能。为了工作，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在外婆家。几年后，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却始终放不下在敦煌的研究。
经历过相似纠结的'“敦煌女儿”樊锦诗把一切看在眼里。樊锦诗曾多次想离开敦煌，但为了保护莫高窟，最终扎根大漠五十余载。樊锦诗察觉到博士不好意思向院里提要求，就主动找到他说：“对你而言，有一处住房很重要，我就把兰州的房子处理给你。”然而当时已没有福利分房政策，兰州房价也涨了，博士还是有压力。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子卖给他，为敦煌留住了人才。
樊锦诗说，对每个职工而言，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她深知，每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都怀有可贵的信念，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樊锦诗直言不讳：“年轻人有三条道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
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照相靠边站。但她现在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着急时会跟人争执，有人说她严厉、不近人情，但樊锦诗无所谓，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才重要。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樊锦诗说，“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5月10日上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龙增刚同志先进事迹宣讲团走进中坪镇，全镇干部职工90余人参加了此次宣讲活动，掀起了新一轮学习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龙增刚先进事迹的热潮。
宣讲团首先介绍了龙增刚同志在26年的工作生涯中，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有限的生命创造了无限精彩的人生，以一心为民的实际行动和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忠实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五位宣讲团成员，分别以《用生命兑现用行动践行群众路线》、《情洒红色故土难舍组工情怀》、《贵州大山里腾飞的巨龙》、《长辈式的领导》为题作的报告，他们饱含深情的讲述，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把一个在场的人都深深打动。
最后，中坪镇党委书记肖福勇指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应该向龙增刚同志学习。全镇广大干部职工要把龙增刚同志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一面镜子,深入学习他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心甘情愿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公仆情怀;学习他爱岗敬业，对党忠诚对待事业和工作的实干精神;学习他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甘于奉献，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敦煌莫高窟的传承永不停息
贾正：从“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到“艺术导师”段文杰，再到“敦煌女儿”樊锦诗，可以说，敦煌研究院75年发展背后，凝聚着你们三代掌门人的心血。因为你们，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敦煌。樊锦诗：常书鸿先生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他克服人员和资金短缺困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一手抓保护，一手抓艺术。对石窟做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阻挡了人为破坏和偷盗，使莫高窟得到初步保护。常书鸿先生所做的各种努力为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各项工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段文杰先生是上个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先生为第一任院长。他在任内大力引进各方面专业人才，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和引进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经验，创办了国内最早的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研究》，并带领全院努力奋斗，把敦煌保护、研究、弘扬的各项事业提升到了新高度。
我是1998年60岁时接受敦煌研究院院长任命的。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管理工作，直到20xx年才离开管理岗位，这期间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75年到1983年，是我在敦煌搞管理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初到管理岗位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继续做常书鸿先生以前做过的保护管理工作，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开展起来。第二阶段是1984年到1997年。在这个阶段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在段文杰先生的带领下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研究创新、弘扬创新的新阶段，为敦煌研究院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到20xx年。这个阶段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期，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力度，国际上也对莫高窟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游客数量逐年攀升，社会对莫高窟提出了各种想法和要求，给保护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和压力。我与制定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xx—20xx)》和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标准体系，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在中央和甘肃省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建设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创了“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洞”的旅游开放新模式，既保障了洞窟安全，又满足了游客需要。
贾正：相信敦煌莫高窟保护与传承的接力棒还将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些年来，您除了倾注心血守护敦煌之外，也在培养年轻人，打造优秀的人才队伍。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传承。
樊锦诗：这些年我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固然重要，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更重要，而最重要的就是人，再好的技术和再好的管理总要靠人来掌握。我们必须培养好自己的人才，有人才就有一切，没有人才就什么都没有。敦煌地处边远，离兰州还有1100公里，过去很多人都不愿意来。这里确实有非常珍贵的遗产，虽然工作很好，但是离家太远，条件也太差。70年来，我前面的`两任院长，包括我自己，因为人才难求，都是想办法自己培养人才。简单来说就是用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
说远远不够，必须另辟蹊径引入外来人才。目前，敦煌研究院聘请了30多位国内外兼职研究员，参与研究院的决策咨询，承担重大研究项目，承接重大事务等，外来人才很可能会自愿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部分。拥有人才就意味着拥有竞争力。天下事，一个是人的事，一个是钱的事，但说到底人比钱重要。
贾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让我和《龙》杂志的读者了解了更多您和敦煌的故事。近些年，“敦煌女儿”一生扎根敦煌，守护敦煌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也感动了无数人。回首半个多世纪，您如何评价自己当初做出的留在敦煌的决定? 樊锦诗：我觉得世界上有永恒，那就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就是坚决不当亡国奴，齐心协力让中华民族坚强地屹立在东方，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国家要发展,就得靠这种精神。这么多人来到敦煌，守护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经、佛像照面，他们的精神来自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份事业的执着追求。莫高窟是一片净士，是不可复制的人类遗产。在这里工作的人肩负文化的使命，要有很高的修养，要以守一不移的心态应对外界的诱惑。守护敦煌就是从无明和烦恼中走向智慧和觉悟的人生追求。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开拓、探索。这不是几代人、几十年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世世代代不断地为它付出，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莫高窟全面迈入崭新阶段，新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个艰巨的、复杂的、带有挑战性的、永远的事业。我非常幸运能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服务。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有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意义”“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高窟的价值。“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个个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20xx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推广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莫高精神”成大漠“第二宝藏”“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一代代传承。建院70周年之际，樊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莫高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