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中国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wWw.weNandaquAN.com 编辑发布 」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叶嘉莹最重要的研究代表作。电影邀请日本音乐家佐藤聪明以杜甫《秋兴八首》为本，结合雅乐及现代乐创作电影音乐，为杜甫诗歌带来新生命，并以杜诗形成电影的隐性双线叙事结构，由外而内，追寻交织于叶嘉莹身上的个人生命史和诗史。
影片表层的结构，是以叶嘉莹在北京察院胡同的祖宅为章节，从大门走入脉房、庭院、内厢房，循着时间和空间脉络，一层层进入更深的心灵境地。最后一节没有名字，似乎暗喻祖宅的被拆，也隐藏了内心深处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味。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是叶嘉莹辛苦坎坷的一生经历，而一位友人却说她，“人生最难的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轻而化之”。
经历了这么多离难兴悲，一个人如何能够承受得了?但叶嘉莹泰然处之，平静、疏淡地回忆自己的漂泊辗转和至亲的离去，仿佛都是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云烟过往，而她沉浸、陶醉其间的，是唐诗宋词。她津津乐道于王国维的“要眇宜修”难以统领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自得于为它找到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当她沉醉地吟诵《桂殿秋》“思往事，渡江干”，娓娓道来其诗词之法门时，像在电影里滴了几滴她的学术精华，令人想见那些学生为何会仿造听课证来聆听她的讲学。叶嘉莹一针见血地道出古诗词中幽深隐秘的情感，而对于自己亲历的丧乱、生死却仿佛视而不见，这在电影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复调，留给观众思考回味。
这种优美的复调形式中，也带有对古典诗词呈现形式的一种现代化创新探索。前不久，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在网上再次引发热议，很多网友好奇于其中的男女对唱歌词全然不同，却能完美和谐，其中也借鉴了一种诗词相和的复调形式。在《掬水月在手》中，最为精妙的一处是叶嘉莹和其师顾随两首同题词作的呈现。他们曾就一残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先后创作两首《踏莎行》，两词意思相和，但文辞不同。电影中，男声和女声同时吟诵了这两首词，字幕分在左右两边，而最后一句合为一处。这令人感受到了诗词吟和中，文辞虽异，却能共通共鸣的妙处。稍显遗憾的是，“对唱”版《踏莎行》朗诵语速稍快，字幕停留太短，未能给观众留够思考和欣赏的间隙。这是复调结构对于大银幕呈现的挑战，细节、层次丰富，大量文言文和古诗文穿插呈现，在小屏幕和网络传播中，更方便随时停留查看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这种复调结构所带来的参差错落之美。
不少业内人士说，纪录片要有一种“静水流深”的特点，《掬水月在手》可谓对这一特点的很好诠释。如果选一句诗来形容这部纪录片给人的感觉，相较标题“掬水月在手”，也许更适合的是曹丕《燕歌行》里的“短歌微吟不能长”。短歌轻吟，似续还断，它说明中国艺术需要留白，而留白不等于停顿或缺失，同样是一种内容的呈现形式。
电影中有许多看似和主题无关的传统文化展示，比如细腻地去拍摄一片青瓷，一袭精美的丝绸旗袍，一尊斑驳的摩崖石刻，这些空镜头堆叠出诗的韵味。一首诗不能太实，再浓而烈的感情，也需要有一两笔荡开来，写写山里的叶子，香炉里快燃尽的灰，地上的月光。看似没有关联，但反而是最触摸心灵的东西，更见诗人的火候。《掬水月在手》作为金爵奖纪录片官方入选影片，曾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不少观众喜爱它诗意的镜头和唯美的表现形式，但也有人批评其叙事的支离破碎和过于软性的细节选取，仿佛不足以支撑起叶嘉莹一生的创举和身后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也许是因为，《掬水月在手》选择了一种诗性的创作方式，而在体裁里，它更近乎一首婉约词。
据该片创作团队介绍，在拍摄过程中，叶嘉莹的“弱德之美”是最打动团队的地方之一，也是该片想传达给观众的重要理念。而“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对词体的美感特质提出的一种说法，纪录片中明确提到“弱德之美”的地方，是叶嘉莹谈论朱彝尊的词时。显然，在写作手法上，电影是偏于慢词、长调的，但稍显矛盾的一点是，它选取了《秋兴八首》作为隐线叙事，来烘托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主题，略有一种割裂之感。无论“弱德”还是“要眇宜修”，都是词的一种难以直言的隐曲之美。词之为体，适宜表现女性之柔美，而用词去表达离乱兴衰，有时会失于晦涩难懂，让人觉得形式上有些轻和散。鲜少时代的大处落笔，回避一些直接的现实矛盾，过于清空骚雅，这是《掬水月在手》的不足之处。但我们无须过于苛责它，正如叶嘉莹自述，“我觉得陈导演取的名字很好，因为那不是真实的我，只是水中的一个影子，大概介绍了我一生的经历。”至少，它是一首完整的婉约词，借叶嘉莹之言，照见了古诗词之美。
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20__年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不久后，丈夫离世，她精神上的石头随之瓦解。女儿毕业、结婚，她肩上的重担也随之减轻。当时她想：“我一辈子辛勤劳苦，到晚年，我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我想我将来可以乐享余年。”
1976年，命运给了52岁的叶嘉莹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年那个与她相依为命在患难中成长的大女儿，在外出旅游时出了车祸，与女婿同时罹难。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每一句都是对女儿最透彻的思念。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年逾半百，痛失爱女，叶嘉莹悲痛欲绝。但是经此一难，叶嘉莹突然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听闻中国恢复高考，她请愿回国教书。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她曾在信中写道，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地争取。1979年春，国家同意了叶嘉莹的申请，最终受邀去南开大学任教。于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开始了三十余年的教书报国路。
每次上讲台，叶嘉莹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期间也很少喝水。虽然因为皮肤过敏，叶嘉莹的手常会因接触太多粉笔而皮肤开裂，但是仍常常在黑板上大段板书。
因此，她的课程在南开非常受欢迎，不仅中文系，外系外校甚至外地的学生都来听讲，场场爆满，甚至有学生为此伪造听课证。在此期间，叶嘉莹应邀到国内的几十所大学讲学，以及辗转国际多所大学讲学，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
除了教课，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以老师顾随的名义设立“驼庵”奖学金。她在晚年卖掉京津两处房产，又将自己的稿费、版税收入悉数捐出，累计捐赠3568万元，在南开大学设立了“迦陵基金”，用以支持研究古典诗词文化。
将全部财产捐献，在她看来，不过是实现了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不惧岁月，优雅老去。
汤洪波，男，汉族，1975年10月出生，籍贯湖南湘潭，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95年9月入伍，199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师某团大队长，安全飞行1159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__年5月入选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20__年5月，入选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20__年12月，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二级航天员，大校军衔。
20__年6月16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经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6月17日9时22分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组成，聂海胜担任指令长。
20__年6月17日，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20__年6月17日9时，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北京时间20__年6月17日18时48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相关工作。
神舟十二号今天安全返航了，神十回家了。在这个举国欢庆，为之自豪的时刻。我们不得不为我们的航天英雄竖起大拇指。这其中就有我心中的英雄，聂海胜。
聂海胜是湖北枣阳人，1983年6月入伍，1986年12月入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少将军衔。他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师某团领航主任安全飞行1480小时，为空军特级飞行员。1998年1月正式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他曾入选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员梯队。聂海胜经过多年的航天员训练，已完成了基础理论、航天环境适应性、专业技术等8大类几十个科目的训练任务，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航天员专业技术综合考核。20__年6月，入选神舟六号飞船载人飞行乘组梯队成员。20__年10月12日，终圆了“九天揽月”的梦想。20__年4月，入选天宫一号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飞行乘组。神舟十二号飞船20__年6月11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0__年6月20日，太空授课中为了更好展示太空失重状态，指令长聂海胜盘起腿，玩起了“悬空打坐”。
聂海胜为区区几元钱的学费犯愁，只好东挪西借，有时代替学费交到老师手中的竟是一只兔子。聂海胜姐弟六人，他排老六。父母靠种田维持生计，家大口阔，生活拮据。小时候，粮食不够吃，印象里最多能搜捡到的就是红薯面做的黑窝[1]子、杂面饼，萝卜干、咸菜、大酱是家中餐桌上的主菜，因此直到现在聂海胜一闻到大酱味就犯恶心。对待学习，聂海胜自觉而刻苦。尽管没钱买学习资料，但课本上的内容，在哪页哪个位置，他都清清楚楚。樊庄村小学教师徐大田说，海胜读小学时经常穿着姐姐的旧布衫，打着赤脚，但他学习很刻苦，特别是数学成绩好，经常考满分。初中毕业考试，聂海胜考上了县重点高中。那个假期，他搬木材、下地干活，挣出了上高中的学费。初中毕业考试，聂海胜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整个杨垱镇只有两个学生考上。学校了解到他的家庭困难，为他补助了救济金。每次放假，他还去十几里外的堂兄家帮着搬木材、装茶叶、下地干活，一个假期下来能挣十几块钱。就这样，他靠自己的双手挣出了上高中的学费。
若预备梯队有机会飞天的话，执行过神舟六号任务、已于20__年晋升少将军衔的聂海胜，将成为首位以将官身份进入太空的中国航天员。1964年10月13日出生于湖北枣阳的聂海胜，是唯一一位从「神五」到「神九」四次载人任务的梯队成员。
尽管各国载人航天历史上，对进入太空的航天员年龄并无上限，但因为年龄等原因，14名首批航天员中还没有执行过任务的成员，将部分退役或转岗。
20__年10月17日，也就是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凯旋两年零1天之后，费俊龙、聂海胜平安返航。与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相比，中国神舟实现了新的跨越。把神舟六号载人飞船送入太空的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与发射神舟五号飞船的那枚火箭相比，在运载质量、安全性能、舒适性以及图像实时测量系统等诸多方面进行了75项技术改进。要把1公斤的东西送入轨道，火箭就得消耗62公斤。神六飞船比神五重了200多公斤，因此发射神六的火箭也重了许多。
火箭的可靠性为0。97，安全性为0。997。第一次在点火通道里又加上了一道“保险门”。这样，在出现误点火信号的情况下，即使火工品爆炸了，也无法点燃发动机。科研人员还找到了改善振动环境的最佳途径，减少了火箭在飞行过程中振动给航天。20__年6月10日，担任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宇航员。飞船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名单公布。湖北籍航天员聂海胜继执行“神六”任务之后再度“飞天”。
聂海胜，他是祖国的英雄，两次上九天揽月，他无愧于人民，他为祖国争的的荣誉，将载入史册。我心中的英雄，我要向你学习。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教育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一一个国家来说教育是一件大事, 对-一个家庭来讲更是一件大事。由于家庭因素及其他原因，一部吩适龄)儿童无法正常入学,对上学的渴望也只能是一种窖望， 但张桂梅，一个62岁的老太太,瘦弱多病、无家无子,却用行动让1645名贫困女孩迈向了大学之路,实现了华丽转身，她就是人间的“天使”。
做好-件事情并不难,难得是辈子做好一 件事。 对张桂梅来说,她这一辈子都在为贫困孩子的教育操心和操劳，为建立一所免费女子高中，面对旁人的不解、质疑甚至是谩骂,她都不予理会，牢记自己的初心，勇挑教育的重担，为改变贫困山区教育落后面貌,尤其是女孩受教育程度低的现实情况，她四处奔走,拉赞助，搞募捐,最终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免费女子高中成立了,这不仅是一所学校, 而是无数贫困女孩改变命运的希望之门，在她的辛勤付出之下，好学校取得了可喜成就。
张桂梅，由-名普通的中学老师,义务当政府新建的华坪县儿童之家份的转变和叠加，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改变, 更是-份沉甸甸的责任，身患疾病的她,面对当地组织的关心和照顾,都化作了她为当地教育事业做努力贡献的动力，她不为名利，不图回报，只为让每一位贫困的孩子能够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用一双勤劳的双手撑起了贫困孩子未来的天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张桂梅用自己的教育初心，通过19年的努力实践创造了一个又-个教育奇迹,她知行合- -，身体力行,用行动向我们广大党员干部上了- -堂生动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课，是用行动上贫困女孩华丽转身的“天使”。
朱彦夫，男，汉族，1933年7月生，中共党员，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原党支部书记。
他少年从军保家卫国，血洒疆场、身体残疾;退伍后，拖着残躯带领乡亲建设家园，并将自己的经历体会写成小说，用坚强意志和为民情怀书写着自己的“极限人生”，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1947年，14岁的朱彦夫报名参加解放军。1950年，朱彦夫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双腿膝盖以下、双手手腕以上截肢，失去左眼，成了一级伤残军人。朱彦夫从部队回到家乡后，于1957年担任村支部书记。上任伊始，朱彦夫拄着拐，拖着17斤重的假肢，到田间地头查看生产，逐门逐户查访民情。他的主意慢慢拿定：治山、治水、造田、架电。一个个山里人想都没想过的大工程,在张家泉热火朝天地展开，一干就是10多年。
张家泉三面是山。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解决，张家泉村就永远吃不饱。朱彦夫带领张家泉村村民，先后将荒地“赶牛沟”“舍地沟”“腊条沟”变为沃土。为了让群众早日用上电，朱彦夫在妻子的照顾下，跑上海、南京、胜利油田、陕西联系材料，经过艰苦努力，终于让张家泉村于1978年结束了点油灯的历史。
“山顶松树带帽，山下林果缠腰”。村民们一年接着一年干，张家泉上千亩荒山全部披上了绿装。现在，村里产的苹果都卖到了国外。从村支部书记岗位退下来后，朱彦夫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宣讲革命传统上，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在1996年7月出版了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
朱彦夫荣获“时代楷模”、全国模范伤残军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来自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芭蕉箐小组的村民张顺东、李国秀夫妇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多年来，他们凭借“一只手+两条腿”相依为命、自强不息，在战贫斗困中奋发、奋斗、奋进，书写“无脚踏出脱贫路，无手撑起半边天”的感人事迹。
“两个孩子是用双脚抱大的”
张顺东、李国秀夫妻俩都是一级残疾。丈夫右手和双脚先后截肢，只剩下一只左手;妻子生下来就没有手，只有一双脚。在常人眼里，他们并不适合组建家庭。
“当初，我到她家提亲时，她哥哥不同意，她本人也不同意，怕两个残疾人在一起无法生活。”张顺东说，他并没有放弃，最终以真诚打动了她，组建了这个特殊的家庭。
结婚后，他们经历了短暂的甜蜜，但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相继而来。家里贫穷、住房破旧，感觉“日子过得像爬大山一样难，两人想死的心都曾有过，觉得自己的命实在是太苦了”。
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一家人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李国秀常常流着泪说：“我这一生最大的亏欠，就是不能给孩子一个拥抱。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用双手抱大的，而我家的两个孩子是用双脚抱大的。”
“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脚”
家中有小是个宝，儿女是全家人的希望。“决不能把贫困传给下一代，再苦再难也要供孩子读书。”
不论天阴还是下雨，常常是别人还没有起床，夫妻俩就上山找猪草，下地种庄稼。
“靠养牲口、种庄稼增加收入，是我们靠自己努力能够做到的。”张顺东说，妻子虽然没有双手，但她的脚像手一样灵活、有力，煮饭、喂牲口、针线活等家务，她样样能干;除草、收花生、种红薯等农活，她样样在行。
夫妻同心，黄土也能变成金。面对困难，张顺东总鼓励妻子说：“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脚，没有什么坎过不去。”夫妻俩就这样相互扶持着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春天，他在山沟山洼围水，她在稻田里用脚插秧;夏天，他修枝打杈，她在地里除草;秋天，他用一只手掰包谷，她背着篮子站在地里接着;冬天，他劈柴、生火，她缝补衣服、教孩子读书。
“生得再平凡，也是限量版。”张顺东说，身体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直面生活、改变命运。所以，在自身奋力拼搏苦干的同时，他还担任残疾人联络员，为村里的87户97名残疾人提供联络服务。他坚信，一根草顶一颗露水珠，只要自立自强、奋发向上，每个人都会像小草一样活下来，残疾人一样能够脱贫奔小康，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