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__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Www.WENAnDAQuAN.CoM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顾诵芬(1930.2.4-)，江苏苏州人。飞机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I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历任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工程师，沈阳机械制造厂设计室空气动力组组长，中国航空研究院飞机设计所所长，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总设计师，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会理事。当选第六、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他致力于飞机设计研究，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也是该机以后改型的总设计师。他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先后承担歼教1型和歼教6型喷气式教练机的气动设计工作;他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方法，把飞机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成功研制歼8Ⅱ飞机;领导了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研究、高性能远景飞机概念研究。
顾诵芬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在中国国内首创两侧进气方案;抓住初级教练机失速尾旋特点，通过计算机翼环量分布，从优选择了机翼布局;消化吸收中国国外机种的技术，利用中国国内条件，创立超音速飞机气动设计程序和计算方法;解决了方向安定性和排除抖振等重大技术关键，确保了飞机定型;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方法，把飞机的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
顾诵芬主持歼八飞机的气动力设计，任歼八飞机型号总设计师，解决了大超音速飞行的飞机方向安定性问题和跨音速的飞机抖振问题;担任歼八Ⅱ飞机总设计师，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法，把飞机的各项专业技术综合优化于一个机型中;主持了主动控制验证机的研制;与俄罗斯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院合作研究远景飞机布局等。
苏州籍两院院士顾诵芬名列其中，在他的颁奖辞中这样说道：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顾诵芬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航空战略科学家。他建立了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开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持续开展航空战略研究，为我国航空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去年11月3日，20__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召开，顾诵芬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30年，顾诵芬出生于苏州的一户书香世家，祖上系有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美誉的苏州名门唯亭顾氏。他的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5岁那年，父亲顾廷龙应邀到燕京大学任职，顾诵芬全家迁居北京。顾诵芬少时便立志航空报国，高中毕业后，他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攻读航空工程系。1951年大学毕业后，顾诵芬毅然投身新中国刚刚起步的航空事业，此后的30多年间，在基础全无、经验空白、人力缺乏、设备掣肘的境况下，顾诵芬先后参与或主导设计研发了“歼教1”“歼8”和“歼8Ⅱ”等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型。
多年来，顾诵芬院士始终关心、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20__年5月，市科协专程拜访看望顾诵芬院士，他亲笔苏州：“科技创新，引领苏州高质量发展。”去年10月，市科协、姑苏区科协等共同为远在北京的顾诵芬院士寄去了精心准备的重阳礼物。顾诵芬院士亲笔致信表示感谢：“家乡如需我做什么，我当尽力为之。”寥寥数语间，尽是心系桑梓的拳拳深情。
彭士禄家中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三件宝”：一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首航的纪念磁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三是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炊事员送的“垦荒牛”陶瓷塑像。他的夫人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决定上马秦山一期核电项目。究竟走哪种技术路线?熔盐堆和压水堆两套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彭士禄的大力支持下，首台核电机组选择了后者，为以后中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大亚湾核电项目启动时，彭士禄又任总指挥。回首当时的建设经历，彭士禄说自己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学，这对今后中国核电项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到：“我坚信共产主义必胜无疑，作为共产党员，我将为之奋斗终身!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群体团结，是合力，至关重要，最怕‘窝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劲越糟糕，最后变成负力，悲矣!尽自己的力气去做正功，没有白活。
我很希望跟我们年轻同志交流，现在我们的航空技术，跟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很希望年轻人能为我们国家的航空制造事业做出创新型的贡献。所以我想说说我们的历程。
我出生在祖国饱受凌辱的上世纪30年代，“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到三个星期，我第一次经历了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那时候日本飞机列队地往西飞，炸弹爆炸不仅是声音大，而且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也没有防空知识，所以赶紧从屋子里出来往院子里跑。幸好我们的邻居，他刚从德国回来，他在德国经过了防空训练，他就立刻喊“别往外跑，赶紧在屋里，躲在桌子底下”。所以经历了这一场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边就埋下了，没有防空力量将来受尽人家欺负，所以暗暗地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一个堂叔叔，为了祝贺我十岁生日，送了一架橡筋动力的杆身航空模型小飞机，但是这个飞机不是很结实，飞几次就坏了，我父亲看我这么喜欢飞机，他带着我到上海，那时候解放前的上海，一家航模商店。那个商店是香港人开的，所以那个航空模型跟它的材料都是进口的，当时那个店主拿出一架一米翼展的橡筋动力的航模，就从柜台上起飞，撞到天花板下来还能继续飞，我看了非常热爱。我父亲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就咬咬牙给我买了一架，那时候好多块钱，回家以后我们的亲戚都议论，说我父亲对我太惯了。
这个飞机拿回来以后，天好的时候，就在外面飞，下雨就在屋子里飞。当然飞飞撞撞的，飞机就坏了，坏了就自己修。但是有一些问题不好解决，它的机身结构是用轻木条粘起来的，那轻木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都是进口，那怎么办，我就只能用火柴杆来替代粘起来。胶水那时候也没去买，但是知道是用胶片在丙酮里边化开以后，凝固了就可以当胶水用，而且干得很快，这样我就用这东西补飞机。飞机的蒙皮又要薄，而且很结实、韧，那么这纸我们家有，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看古书，有的重要的他要用这种纸描下来，所以这样粘下来，我慢慢就能自己修理那个航空模型。再加上我父亲给了我一套不全的《小学生文库》，那里有一本，那是三十年代专门讲航模的书，我看了很感兴趣，反复地读，所以这样我对航模慢慢就钻进去了。每年的寒暑假，我的时间大部分消磨在做航模上。
到高中毕业，那时候是要上大学了，我考大学呢，选了三个学校，都有航空系，一个是浙大、一个是清华、一个是交大，很有幸都考上了，但是我母亲怕我远离上海的家，因为我们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不赞成我去浙大、清华，最后就是进了上海交大。
到我要毕业的时候，1951年初，那个时候我们正碰上抗美援朝，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所以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那么我在1951年初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系主任跟我说过是不是你就留在交大吧。我跟母亲一说，母亲当然高兴，但是当时国家的形势建设是急需的，是放在首位。所以当时把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交大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主要题目呢，就是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怎么能毕业以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的建设。
当时就也不管我原来答应留在上海，叫我立刻上北京，所有交大航空系毕业生三天之内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我是愿意出去走走，我不愿意在学校教书，但是对我母亲刺激太大。三天以后，按规定坐了火车去北京，当时我父亲跟母亲都送我上车站。可是回来以后，后来我父亲写信告诉我的，我母亲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经常是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看外面，想我是不是有能突然回来的这个机会。由于她不断地在想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负担，我父亲想了个办法，给她安排在图书馆里做抄写工作，希望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最终也没有办法，最后就转入了抑郁症，后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抑郁症，1967年去世了。所以对这个事儿我是感到很后悔，我为了搞航空把我母亲给牺牲了。
到1956年的时候，国家的号召向科学进军，那么航空工业也考虑到要搞飞机设计。当时我的领导一个是徐舜寿同志，还有一位黄志千同志，他们俩当然是积极支持，积极地建议国家要赶紧建自己的飞机设计室。因为我们当时跟苏联的关系，苏联只是保证我们能制造出飞机来，而不告诉你怎么去设计飞机。他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呢，基本上是他要退役的飞机，没有新的东西。另外一点他们比较霸道，就是给我们制造的飞机，我们觉得不合适的要改，他也不同意。那么受到这些影响以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自己干自己的飞机，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不能听从国外的。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你们建立设计室是可以，必须跟飞机工厂、制造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那个设计室必须建在沈阳，我当时也很愿意搞设计的，所以我没有任何负担地就从北京到了沈阳。
顾诵芬带领的团队诞生出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册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顾诵芬淳朴的话语中不无谦虚。对于年轻人，他充满了期待。“我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20__年，当鲐背之年的顾诵芬再次回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时候，执意要到中国航空事业开拓者黄志千烈士的塑像前去看一看，颤颤巍巍的他看向黄志千塑像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在顾诵芬的心里有国家、有航空、有飞机、有研究所、有团队、有老同事、有老朋友，就是没有他自己。他讲起来都是设计制造飞机的时候如何的艰苦，哪位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话飞机就飞不起来，可是他自己的功绩总是一笔带过、不愿多提。提到大家的生活，哪位同志受了委屈，哪位同志应该受到照顾，谁的日子过得很苦，他都说的清清楚楚，但是问到他自己受的苦时，却总是云淡风轻。
顾诵芬说：“这没什么，都是应该做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主席的教导。”这些话不是喊，不是说空话，这是他内心最真的话。他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他用过去投身航空几十年的时光告诉我们，航空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苏炳添不但是国家队的中国速度，还是暨南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傅教授提及弟子，同样非常赞赏，“苏炳添阳光、努力且十分谦虚。虽然因为训练的原因不常在学校，但是和同学老师的联系和沟通从不间断。在学习上，虽然是体育特长生，但却十分认真。本科论文还是‘优’!平时因为训练缺课，都会即时补上。是体育生中很努力、很认真的人，愿意学习的一个孩子。”
正是因为谦逊的性格，在张培萌跑出10秒成绩后，苏炳添和张培萌成为了互相推动的搭档，两人携手夺得亚运会接力冠军，并刷新了全国纪录。
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机会总是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速度，属于执着于每个0.01秒的人。
怀揣着这种不服输的信念，苏炳添捅破了这层让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窗户纸”。
苏炳添的突破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破十对中国是个里程碑，作为中国第一人，能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历史，我感到非常骄傲。但在未来的路上我还要继续努力，不要因这个成绩而自满。”苏炳添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作为中国“飞人”，他的未来依然可期。
刘翔的含恨退役，让黄种人在短跑领域出现真空，苏炳添横空出世，即时填补了空缺，这位步频型的小个子英雄，拥有无与伦比的瞬间启动水平。在国内，苏炳添面临 张培萌的竞争;在亚洲，苏炳添接受日本的桐生祥秀挑战，即使之前苏炳添生活在张培萌、桐生祥秀的阴影下，但天道酬勤，他凭借划时代的壮举荣膺黄种人第一飞人，注定被写进体育历史教科书。
杨振宁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致辞：“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诚哉斯言，杨振宁的一生奉献在两国建交和科学研究中，乐得其所。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夏，杨振宁回中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作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振宁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1971年上半年，杨振宁参加保钓运动。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1971年甫一回美，即应“保钓”学生的邀请，穿梭在全美各高校演讲，以所见中国不屈不挠之精神示于学生，感染了一批热血青年立下报国之念。
他在保钓学生中发表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轰动异常。他和历史学家何炳棣、数学家陈省身都坚决支持保钓运动，被称之为运动的精神导师。当年中国台湾赴美留学生写的回忆录，谈到杨振宁在保钓运动中的影响力，征服了许多中国台湾学生。
1971年10月，杨振宁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上作证。他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角度全面讲述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杨振宁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任会长，促进中美关系。同年，他以该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自费8000美金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及其他文章，敦促两国建交。公开信全文用英文发表，旁边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964年，我国开始研制歼8飞机，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
在研制中，顾诵芬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尾效率有很大影响。当时，国内尚无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发现了喷流影响规律，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对于引起振动的原因，大家看法不一，顾诵芬大胆地提出通过观察歼8飞机飞行中贴于后机身和尾翼上毛线条的扰动情况来对症下药，他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
这对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因为姐夫黄志千就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试飞员鹿鸣东得知实情，感动地对顾诵芬说：“生死观的问题对我们飞行员来说是早已解决的问题，只要能排除抖振，你们就不要考虑我，怎么飞我都干。”顾诵芬决心已下，瞒着爱人，登上了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
为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情况，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凭着他们足够的胆量和勇气，经过三次上天近距离观测，顾诵芬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终于找到问题症结，通过后期的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他和鹿鸣东也就此成为了无比亲密的战友。
顾诵芬主持攻克了跨音速抖振、方向舵嗡鸣等技术难题，圆满完成了歼8飞机研制任务，结束了我国歼击机完全依赖引进的历史。1985年，歼8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得知自己获得“七一勋章”，吴天一不禁想起15年前的那一天：20__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作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高原生理专家组组长，吴天一曾数次带队奔波于青藏铁路沿线，研究确定了一整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推动工程全线配置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5年里，14万人的筑路大军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连续高强度作业，没有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14万人，当时人手一本高原病防护手册。手册上“吴天一”的名字，犹如“生命的保护神”。
20__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请缨带领医疗队直奔灾区，奋战了整整7天。
扎根高原、悬壶济世，吴天一并未独行——1958年，他和同为医生的妻子携手奔赴青海，这一待已是六十三载。在二老的以身作则、家风熏陶下，女儿、外孙选择在西宁扎下了根，一家三代四人都在高原上从医。
今年春天，吴天一欣然应邀到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讲了。面对台下“00后”学子们的青春面庞，这位“80后”老人坚持站着讲演。讲稿是他自己写的，结束语为：“青藏人民正展开双臂迎接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
这句对孩子们的殷殷寄语，在吴天一心头，回响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