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教日月换新天
2023年2月27日，石楼正式退出贫困县行列，实现整县脱贫摘帽。6月4日，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石楼小镇新观察》的报道，文中“福建看土楼，山西看石楼”的赞誉，让外界对石楼这个昔日又土又穷的小地方“刮目相看”。的确，如今的石楼，有你心中神往的天蓝气清，朴素田园，有现实版“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冲天干劲，你会驻足于石楼小镇的靓丽清新不忍离去，你会侧目于黄河奇湾的神奇壮美流连忘返……
出彩的成绩单和沉甸甸的荣誉背后，见证着石楼人民务实苦干、砥砺前行、奋力拼搏所取得的不凡成就。
不可为处的大作为
——绿水青山藏了金
回望来路，石楼农民固守在几亩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持续了数十年。石楼农业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变，农村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得到了质的飞跃，其中最耀眼的当属石楼的生态建设。
抓生态就是抓发展。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作出重要指示后，石楼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治山治沟”与“增绿增收”紧密联系、紧密互促，提出了生态立县的发展思路，强力推进了退耕还林、造林合作社、聘任护林员、经济林提质增效、特色林业产业项目五大林业生态脱贫增收工程。通过推进“支部+造林合作社”机制，全县累计完成生态林业工程46。5万亩，退耕还林、荒山造林面积90万亩以上，治理沟域200余条。仅退耕还林一项工程，其中贫困户9800余人，人均增收3090元，5万多贫困人口享受到生态脱贫带来的效益。
绿色农业产业打破靠天吃饭农业困局。围绕“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目标，突出抓好规模养殖业和有机农业。在规模养殖业上，以金鸡、银狐、善农、肉鸭四大产业为龙头。“金鸡计划”扩大生产规模，蛋鸡年存栏量年底可增加到80万只。“银狐计划”以石楼华隆特种养殖基地为支撑，5个养殖基地建成投产，养殖规模达到20万只。“善农计划”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不断提升蜂产品质量，扩大市场影响力。养鸭产业引进山东长润食品公司建立肉鸭养殖基地和屠宰场，打造面向西北地区的肉鸭加工基地。按照西部红枣、东部核桃，中部小杂粮的区域化布局，将石楼小米、红枣、核桃、红薯、蜂蜜等有机农产品纳入区域公共品牌，通过统一营销策划和品牌运营，打响石楼有机农产品品牌；建立健全有机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把昔日无人问津的山沟沟变成了群众增收的“香饽饽”。
遇见城市生长的力量
——美丽石楼入画来
回眸过往，记忆中有太多的小城故事让人热血沸腾——石清黄河大桥改变了石楼区位劣势，中南铁路石楼段顺利通车、农村四好公路的全面竣工使石楼公路铁路并驾齐驱，沁园春广场、宣传文化大楼、石楼中学、南城新初中、新职教中心等市政工程投入使用，王府佳苑、福星苑、龙湾国际等高层鳞次栉比，公交车两条线路环城穿梭绕行……如今，这座小城现代化城市的魅力正悄悄地通过每条路、每座桥、每栋楼、每个社区散发出来。
构建交通大动脉。以畅通县乡道路“微循环”，打通跨县交通“大循环”的思路，构建升级版“四纵两横一循环”交通网络。升级改造县级主干道，开工建设总里程27。634公里的小蒜至曹家垣段、龙交至马村段两条县道，完成全长3。8公里的郝家山至马家畔旅游公路和全长7。226公里的龙交乡王家沟村银洞沟至棋盘山旅游公路；完善县城道路系统，开工建设以孟家塔为起点，经韦子沟至板桥的县城外环路，加快完成石楼火车站进站大桥附属工程，开工建设火车站站前广场，构建公路与铁路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积极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尽快完成。
基础设施逐年加大投入，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完善了职工俱乐部、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十字街棚户区改造、垃圾处理厂、东征街延伸、火车站广场大桥等一批市政工程；文化馆、美术馆和档案馆“三馆合一”等项目；龙山水岸、石楼小镇和王府佳苑等一批安置社区陆续投入使用；城乡电网改造、供水管网改造、城区供热循环水改造等工程投入使用。
石楼县城结束了“千年一条街”的历史，“现代新城、特色老城”的城市定位初步显现，现代化城市框架基本形成，生机勃勃的时代力量，引领着石楼在现代化的城市浪潮下努力生长。
攻克深度贫困
——石楼善下“先手棋”
回顾脱贫历程，近年来，石楼县全力实施攻坚深度贫困“三五工程”，坚持“一切扶贫工作到支部”“一切扶贫工作项目化”的工作方法，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将党建工作和脱贫攻坚紧密结合、互促共进。特别是2023年，树立战时导向，实施战时配置，确立战时机制，全县成立九个“战区临时党支部”，构建起县级总部、战区指挥部、乡级作战部、村级战斗队、户战斗员的“五级作战体系”，为脱贫攻坚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从直观数据看，石楼脱贫攻坚各项刚性指标任务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大飞跃。全县累计实现17480户52655人脱贫，贫困发生率从54。76%降低至0。31%，下降54个百分点；村集体收入从无到有，113个贫困村全部脱贫退出，村集体经济逐渐发展壮大，2023年全县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突破5万元；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连续三年排名吕梁全市第一从2023年的2727元增加到2023年的4333元；农村居住条件全面改善，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全部投入使用，4654户15473搬迁群众实现入住，17450户危房改造完成全部入住；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全面配套，农村面貌取得显著变化，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以PPP融资模式建设96条503千米的“农村四好公路”、村卫生室、综合文化活动场所实现了所有行政村全覆盖；电、网、无线电播覆盖率达到100%。
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石楼经验、石楼样板层出不穷。石楼县危房改造工作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表扬，“党支部+造林合作社”创新机制被誉为“吕梁生态脱贫的升级版”；“金鸡产业”扶贫计划形成“稳长清”产业带贫减贫机制，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肯定；“光伏产业”扶贫实现了全省“三个最大”，探索出一条光伏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的新路子；“三增三创”就业扶贫模式，累计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99人，促进稳定就业，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认可；农业生产托管改革实践，取得显著成效，在全市范围内被广泛推广。
围绕脱贫成果巩固，聚焦“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精准发力，为群众增收“加码”，为群众获得感“加量”。“3+6+X”产业增收计划成为群众稳定增收根本支撑。培育绿色种植业、特色林果业、生态养殖业”三大主导产业带贫增收，实行直接帮扶、村集体帮扶、委托经营帮扶、政策性帮扶、合作社引领、社会帮扶“六种”产业精准帮扶模式连村到户，推行“X”多元化发展产业和多样化产业帮扶模式助农增收，推出“塬谷石楼”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营销策划和品牌运营，打响了小米、红枣、核桃、红薯、蜂蜜等有机特色农产品品牌。文案网整理 WenAndaqUAn.COm
保障贫困群众住房安全，全面推进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将六个集中安置点其中五个设在城区，搬迁进城超过1万人，占比高达96%，拆除90个自然村，完成率86%。完成托管服务合同12。5万亩，受益农户4700余户，其中贫困户1300余户。在三个集中安置点附近，配套了26个扶贫车间，开展订单式培训，累计培训1300余户，400余户实现家门口就业。以搬迁群众在5公里内实现就近就业为目标，布局了树德农产品加工园区、100亩香菇大棚种植园区、可降解材料的易袋易购产业园区、“金鸡”产业园区，使1/3的搬迁户，实现了户均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在安置点探索实施社区“党支部+物业服务”管理新模式，吸纳1800余名贫困户参与。
同时，教育方面，除了精准落实各项教育扶贫政策，2023年普通高考达线率达到49。9%，连续十多年高考成绩排名吕梁山区九县前列，充分发挥职中教育资源优势，为每个贫困家庭免费培养培训一名劳动力。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农村低保线提到4188元，共3762户5777人受益，群众拥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石楼，在超越突破中诠释着坚韧上扬的精神。她的每一个改变都旋出奋斗的光芒，照亮这片红色的土地。她的每一次落子都激发出不竭的动力，砥砺着石楼人民破冰提速，向着更美好的明天前进。
黄河古渡大庆关
黄河在数千年流淌迁徙中，漫漫的故道诉说曲折身世；茫茫沙土，埋藏着动人的故事。黄河古渡，见证历史沧桑，千年大庆关，诉说着发展变迁……
清王兆鳌《朝邑县后志》载：“大庆关，在县东三十里，春秋时为蒲关，战国时为临晋关，唐为蒲津关，宋改今名，关旧在河西，至明万历二十六年河溃岸西徙，关又居河东，今河西亦称新大庆关，巡检司税课局今在焉。”从志书中朝邑县县境图清晰可见新旧大庆关的位置。
古渡史话
大庆关，是黄河重要的古渡口和秦晋间的重险之地。追溯其历史，秦昭襄王二十年（前287年）始作浮桥于河，这便是临晋关最早的浮桥。
《史记·正义》载：“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桥，在同州东渡河，即蒲津桥也。”
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兵蒲坂，造三道浮桥渡河。”
唐杜佑在《通典》中记载：“桥自后魏讫唐初，皆横亘百丈，连舰千艘。”
《平民县志》有段这样的描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墙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今则芦荻满目，波浪惊心，败渚颓垣，荒凉一片，顾瞻黄河不胜今昔之感。”
唐玄宗《早渡蒲关诗》有“地险关逾壮”，描述了当时大庆关的盛况。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修建蒲津舟桥，与河阳桥、太阳桥并称“黄河三桥”。唐代以京都长安为中心，辐射值京畿四周的“近关”，四方驿站，以关布向。“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
宋太宗兴国六年（981年），黄河泛滥，洪水冲过堤坝溢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大庆关漫于河中，后来又移置新的关渡于黄河西岸。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改蒲津关为大庆关。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秋，黄河大涨，冲毁蒲津桥。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黄河在大庆关以南偏西流，但大庆关修在河西。到了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大庆关以北的一段黄河改道偏西南流，直通朝邑县城，大庆关遂被隔在河东，1934年又回到河西。大庆关本属官渡，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关渡渐废，改为农渡。”
初设关城
《平民县志》载“大庆渡口，孟明焚舟以报晋，李闯渡河以亡明，盖秦晋交通之咽喉，关陕兵事之隧道也”，足见它是何等的重要。春秋时，大庆关所在地虽为秦晋交通之咽喉，但在黄河西岸并未设城关。公元前631年，秦穆公派孟明视从此渡河伐晋。孟明视从此渡河后将船全部烧毁，背水一战，大败晋军，史称济河焚舟。战国初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攻克秦国河西地区，修筑临晋关于此。长久以来两岸并无桥梁，靠渡舟往来。昭襄王十五年，修建了临晋关最早的浮桥。
西汉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东出大庆关，攻克河内，俘虏了殷王邛。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韩遂据守潼关，曹操攻打潼关，久攻不克。于是，曹操从北绕道西渡大庆关据河西为营，进击马超，迫其溃退潼关。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占据关中，长孙稚等奉命讨伐，谋士杨侃说：曹操不走潼关，而渡河攻取大庆关。是因潼关是险要之地，守御已经完备，无法所施其智勇，不如从北边绕道进攻，渡河而西，攻破大庆关，深入关中腹心之地，必置叛军于死地。他建议采用此策平叛。此后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东魏也取此计，建造三道浮桥渡河攻击西魏。
隋末，李渊父子能顺利引兵自太原而下攻取长安，也主要是由于大庆关守将的不战而降。
盛唐架桥
东魏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大庆关建造过浮桥，大庆关是沟通古时河北之交通要道。山西、河北乃至辽东一带物资均自此通过。《隋书》中说：“隋文帝开皇年间，诸州调运物资，河之南从潼关调运，河之北从大庆关调运，输运长安”。
到了唐玄宗开元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王朝又特别注重其山西发家之地，而旧的桥梁远不能满足需求。兵部尚书张说云：黄河上有三桥，蒲津桥是其中之一。而蒲津关是关中东北要冲之地，黄河东岸通行必经此道。旧的蒲津桥横亘百丈，桥下连接舰船千艘，船只用竹索链接。
但是竹索浮桥，不耐久，不坚固，每当春天冰雪消融，洪水塞川而下，就冲断桥索，破坏浮桥，阻断交通。这种现象每年都有。一旦出现中断，必定影响京师通行之路。对大庆关于沟通河北有着战略意义。
于是唐玄宗特颁诏书，任命兵部尚书张说总揽修建“秦晋通衢”蒲津桥。既而，天下能工巧匠皆汇聚于此。工程于开元九年（721年）开工，开元十二年告竣。唐时，黄河经此分两股，主流靠东，两流居中处有“中潬城”一座，而蒲津桥就架设于主流之上，跨度大约360米。清王兆鳌《朝邑县后志》中：“铁牛在县东蒲津，唐开元十二年铸”，说的就是这件事。
新修的蒲津桥，以耕牛为模本熔铁为地锚，黄河东西两岸各置四尊铁牛，牛座下再铸六根铁柱作为铁桩，牛旁各立一铁人，牛尾施铁索，以系浮桥。中间两座铁山，一根穿孔铁墩，当铁索束于铁轴，经铁山而绕于铁墩，横杠串入铁墩之孔，推杠而铁墩转动，就会抻拽横陈河上铁索或松或紧，以使浮桥平稳畅通。
八尊牛与铁人加上铁山、铁柱、铁链等分散的铁构件，其用铁总重量当一百三十万斤以上！用掉了当时全国产铁量的五分之四。人们称其为蒲津桥“横亘百丈，连舰千艘”，“链如游龙，势若长虹”，成为维系京畿及北方边关重镇的天堑通途。
铁牛和铁人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宋人释普宁就称颂陕西铁牛，写诗言道：“骨格纯刚蹄角全，轩然鼻孔自辽天。不贪陕府栏边草，啃遍耕翻祖父田。”今日陕西大荔县范家镇，民国时期叫乌牛乡，乡属中有南乌牛村、北乌牛村，这些地名的来历，都是对铁牛的永恒纪念。
蒲津桥修建后，大庆关变得繁华起来。它虽然不大，但由于是秦晋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所以城里也很繁荣。街道两旁，商号林立，茶坊酒肆，秦楼楚馆，旅舍客栈，所俱齐备。虽然没有通都大邑那种纸醉金迷般弦歌曼舞的奢华，却不乏繁盛商城人物辐辏、熙熙攘攘的景象。《平民县志》有段这样的描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樯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
怀丙捞牛
北宋治平三年（1066），黄河水泛滥成灾，洪水冲击浮桥并，桥体冲断，大庆关漫于河中，后来又移置新的关渡于黄河西岸。大庆关四只铁牛被冲到下游的泥沙中。真定和尚怀丙应募打捞铁牛，他在两艘大船上装满泥沙，然后将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让熟悉水性的人带了很结实的绳子，潜入水底，将绳子绑到铁牛上，绳子另一端栓在船上，怀丙和尚指挥众人把船上的泥沙铲入河中，河底的铁牛依靠大船和自身的浮力，逐渐离开河底悬在水中。人们奋力划船回到浮桥处，将铁牛拖回原处，使两岸的浮桥重新连接起来。
怀丙打捞出三尊铁牛，周围人说打捞铁牛太简单了。怀丙生气地离开。人们按照怀丙的方法打捞剩下的一尊铁牛，但无论如何都打捞不上来，任由它沉入河底。但依靠剩下三尊铁牛，人们还是恢复了蒲津桥。
蒲桥被焚
蒲津桥，唐朝人视为永不沉没的大河桥。其后经历了500年的风雨沧桑，最终还是消逝在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金代末年，蒙元与金朝在黄河岸边，发生历时八年战役，史称“蒙金拉锯战”。也就是在此期间，河东蒲州城及河西大庆关遭受重创，鹳雀楼遭焚，蒲津桥被烧。
元明之际，人们毫无节制地垦荒，导致生态环境极度恶化。那条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由于上游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于是再一次桀骜不驯起来。尤其黄河中游小北干流沿河一带历经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水患侵扰，河床很不稳固。
明初，大将军徐达曾重造河桥攻打大庆关，再取陕西，但不久浮桥即被冲毁。明代先后四次重修蒲津桥，但每次重修不久，就被冲毁。想再次在蒲津关造桥就成为了梦想。秦晋间只有靠舟楫互通往来。
至于蒲津桥剩下的铁牛，朝邑历代县志均没有铁牛图，但文字记载铁牛地锚已在明代中期就沙淤，渐次俱埋泥沙中，不见踪迹。而河东岸的蒲州，据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绘有一幅“城西铁牛图”。按图所示，此时黄河像是西移已久的模样，而泥沙已淤至铁牛策牧者膝盖部位。西边不远处书有“大庆关”字迹的牌楼巍然屹立，其后不知何时东岸铁牛也都沉入泥沙之中。
1989年秋山西永济县蒲津桥东岸四尊铁牛清理出土，东岸遗物历1250余年，原貌依旧，与志书记载无异。因为老大庆关已位于山西境内，山西打算发掘西岸大庆关四尊铁牛。但是，由于千年铁牛沉埋泥沙日久，重见天日后即会出现风化现象。鉴于铁质文物保护仍是世界难题，国家文物局立即批示停止对大庆关四尊铁牛的勘探发掘，并做好已出土铁牛及附属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名关湮灭
黄河自北向南，流经晋陕峡谷，由禹门口奔出，河床成了一片宽阔的河滩。由于枯汛交替，水流缓急不定，加上泥沙淤积，导致河床变化，使得河流主干周期性东西移摆。这一自然现象，当地流传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民谚。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黄河在大庆关以南偏西流，但大庆关修在河西。明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大涨后，竟然西移到紧靠朝邑县城东，原来在河西岸的朝邑大庆关被隔绝在河东岸。大庆关关城就失去本身意义，于是重新在西岸修筑城关，另立新大庆关，恢复了河运往来。
新大庆关属官渡，也是当时重要渡口，闯王李自成曾于此渡河以亡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大庆关渡渐废，改为农渡。此后大庆关被称旧大庆关，因地缘关系，仍属陕西省管辖。
“隆庆改道”之后黄河西岸又逐渐形成一处集镇，称“新大庆关”。至清康熙时，新、旧大庆关已并称朝邑县东二镇。而原本设在旧大庆关的巡检司和税课局亦被移于新大庆关，后者同时又是朝邑县以东一处重要的黄河渡口，为当时东西往来于秦晋之间的通关要津所在。
晋陕两省虽长期以来以黄河为天然界河，但是黄河不停摆动，引发滩地之争，边界纠纷不断。陕西的飞地“旧大庆关”就成首当其冲之地，边界的实质是土地利益之争。两边的争纠，一般通过民间协商或诉讼方式加以解决，但也时常发生群体性械斗，乃至造成命案。
康熙年间，大庆关、蒲州鸳鸯诸村（鸳鸯村，今属永济市栲栳镇）“屡以河滩争，动千百人，势若公战”，历时十余年。不得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初，清廷令同州知州移驻大庆关原蒲津关，拨潼关千总一员驻王家庄，调解争地纠纷，防御斗殴发生。于是陕西州府“飞”到山西境内，然而这一“飞”，就飞了20多年。
民国十七年末、十八年初之际，冯玉祥督陕，陕西省政府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因黄河滩地众多，请求在朝邑县以东黄河滩地一带设立平民县，并以黄河东岸的旧大庆关为县城。很快，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批准设立平民县的建议。此间过程似乎并未有太多的曲折，一切都进展得比较“顺利”。
但是随后，山西省政府多次急电告中央政府，请求暂缓设立平民县，说陕西在山西设县派军，严重“有碍晋政”。然而，山西的强烈反对，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陕西的进度。河西新淤之地全部归属于陕西，成为平民县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民县设立后荒地开垦成熟，民众众多。当时的平民人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经历了数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将平民县建设成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民国初年以后，随着铁路、公路交通的进步，大庆关更失去应有地位，逐渐没了人气。《平民县志》描述新大庆关的荒寂，“芦荻满目，波浪惊心，败渚颓垣，荒凉一片，顾瞻黄河不胜今昔之感。”
1933年，老大庆关因洪水陷入黄河河中，被彻底废弃。建国后，重新改建新大庆关渡口，先属平民县政府管辖。1950年平民县并入朝邑县后，改为民用渡口。后来随着黄河西移溃岸，渡口淹漫于河中，桥渡功能遂废。1958年为了三门峡水库修建，新大庆关附属所有建筑物也一并拆除，大庆关终成历史绝唱。
今天大荔县赵渡镇有大庆关村、大庆关风景区，恢复了大庆关古渡原貌，打造四座铁牛雕塑，成为沿黄公路上富于历史文化底蕴的风景线。
绿水青山写春秋
把四十年放到历史的长河里，也许微不足道，可它却会让一个贫困落后的县城，走向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辉煌。
我出生在这个县城，从刚刚懂事的那天起，就知道周围的人们为吃饭穿衣而疲于奔命，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生存环境质量问题。这种情况一定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我只想从一个角度去探讨，因为我亲眼目睹了它的全过程。
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大人们喊“植树造林，利国利民”的口号。我们村有一口60年代吃大锅饭时留下的大铁锅，里边加上水可供我们两三个孩子洗澡玩耍。放假了，村里人把这口大铁锅抬到我们的学校，放进大半锅核桃，加上水浸泡催芽。为防止核桃种籽被人偷吃，同时加进了些石灰面，可不等核桃芽催出来，核桃基本被一些馋嘴猫偷吃光了。种植核桃树成为一纸空文。下一年重来，大人们把锅里加进了茅粪水，没人偷吃了。核桃籽如期种到了地里，连续十多年过去了，我就没见过我们村长成过一棵核桃树，究其原由，经济林是在人们的愚昧状态下被扼杀的。
生态林遭遇的也是同等的命运，国家年年要免费下发好多的苗木到村里，分配给个人栽种，其结果是天天栽树不见树，年年造林不见林。有一件事在我心头始终挥之不去。那是我离开村多年后，回老家探望爷爷奶奶，恰逢植树造林之季，当时龙交公社梁书记非常重视这一次的植树机会，亲自到现场坐阵。把上边发下来的比较珍贵的松树苗，分发到各村各户各人手里，并把这次植树的重要意义讲给大家，本以为大功告成，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原来大部分村民都是敷衍了事，在一个坑里同时栽几十棵树苗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把整梱树苗丢进山坳里，扛起工具一走了之。
这也许不是个例，这种现象全国各地在所难免，如不然一个石楼光秃秃，也不至于全国各地年年造林不见林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总结吸取以上经验教训，把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提高人类生存质量，提到一定的高度来重视。2003年在我国西部地区推广实施了退耕还林补贴政策。使农民在退耕还林还草中得到实惠，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有效地推进了退耕还林还草的进度。
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全县退耕还林7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2%，宜林荒地绿化率达80%。8万多农业人口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惠。屈地依她独特的地理环境，一改开门见山不见树，十年九旱草不长的恶劣环境。
每到夏季，绿郁在在石楼大地挥毫泼墨，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映入眼帘的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漫山遍野的林木百般地葱茏和葳蕤着，多姿多彩，如诗如画，把浓浓的生命层次极尽展现。让人们在这天然氧吧的庇护中，神清气爽，尽享清凉。
屈地绿色环保生态林的建成，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指引分不开，与石楼的各届领导和石楼人民的努力分不开。回想当年展望未来，古老而比较落后的石楼旧貌，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一个全新的石楼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落实，彻底改变了石楼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生存质量，它必将载入人类历史的史册。
佛山联通梁兆锋：与网络共同成长
这是一名入党三年的“年轻”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在网络线奋战十四年的“老兵”。腼腆、不善言辞——这是大家见到梁兆锋的第一印象，正如大多数网络线条的同事那样。然而他在谈论起网络传输工作时的滔滔不绝，却让人能隐约窥见十四年间他与网络共成长的点点滴滴。2023年，他光荣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他在网络的路上走得更加扎实、坚定。
十四年风华正茂，他与网络共成长
2005年，梁兆锋进入佛山联通，从事传输网络维护工作超过十四年。这十四年来，他参与到佛山联通网络建设管理中来，见证了佛山网络的演进发展，在每个发展阶段留下了独属于自己的足迹。
2G时代，他参与了华为替换摩托罗拉设备割接任务，高效完成了项目电路调度工作；3G时代，他承担了大面积布网电路调度任务，并创下一天开通200多个站点电路的记录。随后，他主导PA+3G提速项目，提出《MSTP接入层共享带宽组网方案》，极大地节省投资、提升网络部署的效率；4G时代，他统筹了4G网络部署及330网络扩容项目，高效支撑4G网络的建设、发展和完善。
如今，5G网络的建设工作中，我们又见到了他的身影。除了负责5G网络建设的电路调度工作，他还对智慧城域网的规划、建设、维护提供重要技术指导，为5G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
坚持不懈，铸就网络工匠之路
“有问题，找锋哥就放心啦！”从刚进入传输专业的新手，到佛山联通一级战略人才、传输网络维护专家，从提交入党申请书，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梁兆锋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网络发展迅速，如果不坚持学习进取，就会被网络需求淘汰。”正是秉承着这样的思想，梁兆锋积极利用空余时间不断学习理论知识、并在实战中提升自我。
无数个夜晚，梁兆锋挑灯夜读，学习前沿技术知识；不懂就问，他向身边的前辈、同事不断请教、吸取知识，最终成长为“网络传输知识库”。除此之外，梁兆锋还积极参加各项征文竞赛活动，2023年，他结合自身对MSTP设备知识的掌握，提出3G站点FE电路采取接入层共享带宽组网的创新方式，并将维护经验总结成论文进行经验推广，获得集团网络建设规划优化运行维护征文二等奖。2023年，他结合日常维护经验，将面向4G业务端到端故障定位的研究整理成论文进行经验分享，获得集团网络建设规划优化运行维护征文优秀奖。这些荣誉和奖项，见证了梁兆锋在网络传输领域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也因为梁兆峰在工作上的优秀表现，他被光荣的吸收入党，成为共产党员的他，更加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更加坚定踏实的守护者联通的网络。
奋战一线，他是坚定的网络守护者
梁兆锋一直奋战在网络安全保障一线，积极参加各种灾害抢修保障工作，成为一名坚定的网络守护者。
2023年7月，禅城区季华五路万科广场对开天桥发生塌方灾害，梁兆锋立即赶赴现场，核实受灾情况，组织抢修工作。塌方导致途经通信管道裸露，光缆被严重拉直、损坏，雷雨天气可能存在继续塌方的风险。为保障客户利益、维护公司品牌形象，梁兆锋没日没夜连续奋战了5天，每天的休息时间都不够3小时，累得几乎站着都能睡着，终于在政府规定时间内完成线路紧急迁移，消除安全风险。在处理季华路塌方故障的同时，梁兆锋自家在建的房子由于顶梁模板没有钉好也塌了一个洞，但当时忙于处理故障、保障网络安全的梁兆锋也无暇顾及。
岁月流过天堂
这是一份特殊的档案，归总起来有几公斤重，有些内容还分藏在多个部门，纸张大小相差十几倍，归档时甚至因为形式的多样性而无法整齐划一……就是在整理和阅读这份有些散落的档案时，我对天堂市场三十多年的建设过程有了一个轮廓般的了解。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正的步伐正在加快。春风化雨，百废待兴的山城天堂镇也沐浴着开放的春风。市场在有限的放开，经营在松绑中搞活，生活在希望中变样……可是岳西县城的很多功能与那时的形势极不匹配。没有市场，个体经营无场所；没有集市，城镇居民生活中的菜篮子问题无法解决；家庭联产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民辛辛苦苦收获的农副产品缺乏集散处，无法外销。面临这样严峻的形势，县委、县政府决定建设天堂市场。
市场规划在金山桥北头向西至建设桥东头317米的环城路地段。规划因地制宜，以原有的防洪堤坝为界，堤内面北一面建成两层混凝土建筑，一层为商铺店面，二层为市场管理办公用房和南北通透式店铺。堤外向南一面建成交易大棚，钢构主体，塑钢瓦棚面。工程总投资130万元，县级财政投入一部分，解决三分之一的建设资金；由工商局从全县个体工商户管理费以及市场交易费中列支一部分，体现收费专用的政策性质；争取安庆市工商局和安徽省工商局市场建设融资专项贷款支持，解决余下缺额部分。
1985年秋冬之际，政府一声令下，刚刚建制不久的岳西县工商局承担了县委县政府交给的这项重任。工商局面向全局从内设机构和派出机构中抽调一部分相对有经验的人员组成专门的基建班子，从事天堂市场的基本建设。下马伊始，基建一班人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之中，树旗帜，编规划，忙设计，筹资金……但是，问题也以最快的速度暴露出来。天堂市场选址在滨临衙前河北岸滨河大堤内外，土筑的堤基上浆砌着近3米高的石墙，大堤外侧不舍昼夜向东流的衙前河到了春夏季节就会桀骜不顺，交易大棚的建设要同汛期错峰，抢速度，一切都迫在眉睫。大堤内侧工程的主体建筑地面上全是依堤搭建的违章建筑，它们由来已久，是那个历史时期根深蒂固的产物，建筑物一字排开，近一华里路长，多为简易平房，几十户人家居住，充满人间烟火，拆除它们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但是建设者们没有畏惧，白天出通告，夜里召开座谈会，促膝谈心，上门拜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动员广大拆迁户自觉拆除。工夫不负有心人，规定期限一到，自行拆除和强制拆除相结合，不到二十天，整个违章建筑如土委地。接下来，机声隆隆，夜以继日，天堂市场主体工程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完成，主体工程工期83天！那时中国流行一句话，叫做“深圳速度”。天堂市场的建设速度当时被称为岳西的深圳速度。
1986年天堂市场建成开业。天堂市场建成开业改变了县城的面貌，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岳西个体经济状况，成了引凤筑巢的天堂，连接全国市场的纽带。外地的经商能手、农副产品贩运的队伍成群结队来到这里发财致富。天堂市场更是本地商人成长的摇篮，岳西很多致富能人都是从这里出巢，羽毛丰满，展翅翱翔。在市场文明创建的过程中，工商牵头，多方协作，逐步升级，获得安庆市和安徽省“文明市场”称号，成为大别山腹地里一颗璀璨的明珠。
1994年，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天堂市场二期工程建设启动，将金山桥北头向东至县医院西头广场路段的河堤整固，面向环城东路建设下为交易大厅上为临街店面的多功能市场。工程名称为“天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二期工程”，作为全县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成立了重点工程指挥部，县长任指挥长，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小组成员，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工商局，具体负责工程实施。
那时，安徽省工商局会同建设银行安徽省支行共同就全省市场建设制定了一系列的融资信贷政策，县委县政府为了用足用活这一政策，将天堂市场二期工程建设的担子交给了工商局，县财政拿出财政周转金150万元，命令工商局利用多种融资渠道，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力争两年内完成预算超过1000万元的二期工程建设。
工程建设面临资金紧，拆迁难，工期短，汛期近等多重困难的局面。没有退路的状况下，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一方面采取预售的方式筹措资金；一方面争取省工商局的支持，用150万元财政周转金，采取存一贷二的信贷方式，筹集工程的前期资金。省工商局和省建设银行领导亲临岳西实地考察，完成工程效益论证之后，给予了信贷融资支持。省水利部门在规划设计上给予灵活的河道管理政策支持。县内唯一一家桩基工程公司和资福土石方工程队，挑灯夜战，互相配合，抢工期，在汛期来临之前完成了百分之八十的基础工程。县内两家规模建筑企业采取会战的方式完成主体工程。二期工程建设在近三年的时间内如期完工。至此，天堂市场自建设桥头往东，越过金山桥北头，到广场路南端，东西长度730余米，堤下为敞开式交易走廊，划行归市，进行农副土特产品和蔬菜交易；堤上建筑三层，经营和居家融为一体的临街店面鳞次栉比，形成以服装、家电、照明器材为主的多门类经营市场。
为了维护公平竞争，全国有形市场办管脱钩，市场建设的主体角色发生转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再担负有形市场建设任务，集中精力，强化职能，加强各类市场监管。
2004年天堂市场办管脱钩，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接管天堂市场，之后对市场西头一期工程进行再改造，撤除交易大棚，立柱上升，一层中空作为敞开交易大厅，与东边二期交易大厅相贯穿，风格形成一致；堤上二层南北融为一体，建成空中合面店铺。天堂市场改造工程诞生了我县第一条商业步行街。
前几年，为了适应县城文明创建的需要，实施了衙前河左右岸工程和亮化工程以及河道净化工程，在一派绚丽之中，天堂市场敞开交易大厅作为农副产品和蔬菜交易场所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与周围的氛围不相适应，新建成的城南农贸市场，取而代之。天堂市场一楼敞开交易大厅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如今它成为文化休闲长廊，同衙前河步道融为一体，蜿蜒东去。
流水汤汤，任何一个事物发生角色转换之后必将带来人们对它旧名的淡忘甚至遗忘，只有档案经得住流水的侵蚀，时光的风化。岁月流过天堂，再一次忆起天堂市场的档案时，总会有一番如此的感慨！
黄河天晓照舟横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被尊为“四渎之宗”、“百泉之首”。小北干流段是指禹门口至潼关的黄河干流段，其段为陕西省与山西省界河。黄河出禹门口，河面豁然开阔，水流平缓。从禹门口至潼关，河道长125公里。此段地形十分复杂，古时沿河在千沟万壑上开山修路十分困难，而利用黄河开辟的水上运输路线，运输成本低廉、装载量大、节省人力，所以黄河成为陕晋长途运输的主要的交通方式。古代漕船能够通过黄河沿着渭水或者漕渠逆流而上到达长安。黄河的支流汾水也能通过黄河向长安运送所需物资。关中平原上的西安城，曾是秦、西汉和隋、唐统一王朝的都城，它们都通过黄河发展起相当规模的航运事业。虽然进入现代以来，黄河航运急剧衰退，航运量微乎其微。但黄河航运兴衰历史，对国家提出重振黄河航运的构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黄河航运起始很早。我们的先祖在史前时代就掌握了渡河技术，原始渡具极其简单，任何具有较大浮力的自然物都可用作渡河工具，人们腰系成熟凉干后的葫芦，就能泅水过河。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大量发现仿葫芦陶瓶，说明古代人利用葫芦舟渡河的事情是相当有效且久远的。
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考察，独木舟和筏是黄河流域最早出现的水上运输工具。《易经·系辞》记载黄帝曾造舟在黄河航行，上面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当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能制造出石斧，并已能人工取火。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刳木为舟”就是制造独木舟的方法。用一根树干，除了要挖掉的地方外，其余表面均涂上一层厚厚的湿泥巴，然后用火烧烤要挖掉的部分。没有泥巴的地方木材被火烧成一层炭，这时再用石斧来砍，这样火与石斧轮番使用，终于使独木成舟，浑然一体。筏是先民用竹、木或牛羊皮编扎而成。竹木筏，就是把几根木或竹捆扎在一起作水运工具。羊牛皮筏是把整张牛羊皮“缝革为囊”，充入空气，然后将若干个浑皮囊相拼，上架木排，再绑以小绳，成为一个整体，即“皮筏”。独木舟载量有限，难过险滩，后来很少使用，而筏取材容易，制造简便，稳性好，装载面积大，能穿急流过险滩，筏就成为黄河上被人们使用最久的水上交通工具，在使用中不断改进完善。
最早关于黄河小北干流大规模航运的记载是春秋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647年冬季，晋国粮食连年不收，晋国向秦国“借粮”，秦国派槽船运载几万斛粮食，由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出发，沿渭水而下再溯黄河，横渡黄河以后再改山西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都绛城（今山西省新绛县）。运粮的船从雍到绛，首尾相连，络绎不绝（以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此事被命名“泛舟之役”。春秋黄河航运主要靠船，船最初由筏演变而来，至少在商代，黄河上已经利用船来进行水上运输了，“泛舟之役”中的槽船已有运载百斛（万升）物品的能力。
战国时代的《禹贡》，记载了中国最早水道交通网，全书以相传夏禹都城安邑（属冀州，在山西夏县西北）为中心水路航运，渭水——黄河——汾水航线便是早期形成的黄河干、支流结为一体的航运路线。
秦统一六国后，也在黄河小北干流展开了大规模运输。《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朝“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同时让天下的人急运粮草，从黄、腄、琅邪靠海边的郡县出发，运送到北河去，大概花费三十钟粮草能运到一石。北河即河套地区东、西流向的黄河，关东粮食车转船运，通过运河或济水进入黄河，逆黄河达禹门口下改作陆运，最后运抵北河一带。这种长距离的水陆联运，的确为前代所无，路途运输成本奇高。史学家常常以此当秦时暴政例子来讲述。
黄河在西汉是重要的漕运通道。《史记·河渠书》记载，西汉武帝元朔年间（前128-前123年），河东太守番系用黄河小北干流漕运粮食。以往漕运在经过三门峡砥柱时耗损很大，在河东郡的黄河东岸开渠引黄河水溉田，每年可收得谷物200万石以上。这些谷物，沿黄河及渭水航道，船运至长安，以减少从关东漕运谷物的数量，大大减轻关东百姓的负担。
黄河在东汉时漕运运输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东汉以洛阳为都，关中不从事农业的人口大为减少。关中从粮食输入变为输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虞诩上疏，说到雍州（关中地区）之域“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东汉朔方郡辖境大致和秦代北河范围相同，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一带。虞诩指出当时关中是为北边军事服务的军粮供应基地。这些军粮利用黄河航道漕运至壶口瀑布附近，然后陆运至朔方郡一带，供边卒食用。同样是通过黄河向北方转运粮食，东汉做法却得到史学家称赞，只能说这是学者对秦朝强加“暴政”符号而已，秦朝在河套地区驻兵和运粮，抵御游牧民族南侵，维护中国统一和平局面，是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意义的，不能以此作为“暴秦”标签。
东汉后，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中国外，中国进入了近四百年的南北分裂时代，黄河上运输也多为军事服务，持续时间短。隋朝统一中国，黄河上大规模漕运就开展开来，黄河漕运是沿汾水将汾、晋、绛等地的几百万担漕粮，由汾入黄，由黄入渭，运到京师长安。如隋开皇三年（583年）大兴漕运，在河东的蒲州（山西省永济市）设置运米人丁，漕运河东及太原转来的田赋租粮至京师长安。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继续兴办漕运，在河东黄河边把粮食装船后，顺流南下至渭水口，再溯渭水而上至于长安东渭桥仓。《唐会要·漕运》记述：“河渭之间，舟楫相继”。
除粮食运输以外，唐代黄河木材漂运兴盛，黄河北干流，从北到南，常年有木材运输。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年-756年），长安城营造用的材木，一般都是在黄河北干流沿侧的岚州（今山西省岚县，西邻黄河）和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邻黄河）一带采伐购运运往长安，它们都是利用黄河北干流漂流，到三河口再收拢转入渭水，溯流西上，达于长安。当时在胜州设120名“转运水手”，负责结成排筏，向下漂运木材。木材漂流可以散放，也可以结成排筏流放，对河道的要求很低，而能流放排筏的河道，不一定可以行船，如壶口至禹门口段，要跨越瀑布，且水流湍急，难以行船，排木却能顺利通行。岚、胜二州除了向长安供应木材外，每年还要向蒲津桥（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太阳桥（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附近）两座黄河上的舟桥，漂送一定数量的材木，用来修理、更换舟桥的脚船。
唐朝黄河运输费用是很低的，在《唐六典》中记载着转运租物时的运费，路运每驮一百斤，路程一百里，脚钱一百文。黄河运输百斤百里，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黄河上水航运只相当于陆运的1/6，下水相当于陆运的1/16。因此只要能使用黄河运输的地方，官府尽量采用水运物资。
唐末都城由长安迁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黄河漕运又发生重大变化，来自山西汾河谷地粮食过黄河，再不转渭河西运。而运至三门峡，转陆运，再转黄河运至汴京。北宋仁宗时期，西夏不断攻扰陕西边境，陕西沿边常驻重兵防守，军粮供应多来自汾河谷地和关中，通过黄河小北干流水运陆转，送抵延州、府州等边地。黄河上漕运与边防守备密切相关，没有黄河上漕运，北宋就难以在陕北守备，就不能和西夏维持长时间和平的局面。
金国占据北方后，延续着北宋时期从陕西、山西运送粮食到中原传统，《金史·河渠志》记载：定国节度使李复造舟船运陕西粮食，自大庆关（今陕西大荔县东，黄河西岸）沿黄河顺流而下，直抵湖城（在河南灵宝县西）。除军粮运输外，金政权移都汴京（时称南京）后，宫殿、城市建筑用材，很大一部分来自黄河北干流沿侧。《金史·郑建充传》记载：“是时营建南京（汴京）宫室，大发河东（今山西）、陕西材木，浮河而下”。
明代沿长城一带陕北驻军的粮食供应，多来自山西、河南，很大程度依靠黄河漕运，但规模有限。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槽运发展达到顶峰。那时，黄河航运可以说是南来北往，络绎不绝，形成一幅繁华热闹、船来舟往、人声鼎沸的繁荣局面。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亲巡西安府，路过晋、豫，看到汾、渭两河直与黄河相通，而河南府（洛阳）居各省之中，水路四达。第二年康熙下旨，让截留漕粮，积储备用。若山、陕需粮，即可修造船只，由黄河挽运。接到命令后，陕西巡抚鄂海，就专门考察了黄河，以及渭河、汾河运道。黄、渭、汾航道得到相应的治理。鄂海还针对当时陕晋商旅一般宁舍水路而走陆路这一问题，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陕西所造船只是方头平底，无舵无篷，而水手又不善于操舟，延误运送时间所致。因此，他建议在江南雇人造船，练好水手，造出有舵、有篷、适合当地水性的船只，并令本地无论商人、百姓均仿此制造，练习操作。黄河小北干流运输大为改善，大宗运输接踵而来。
康熙四十二年之后，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陕西发生饥荒，曾挽运豫粮10万石，运至潼关三河口，分发至黄河、渭河、北洛河沿河各地仓敖，以赈济饥民。清代黄河上大宗运输除了粮食，还有食盐、煤炭、木材。陕西主要食用晋南的解盐外，还有陕北、宁夏、内蒙古的池盐等。它们每年通过黄河运输量非常大，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起，沿黄河内运的盐，每年500船，载1400万斤。煤炭运输也是大宗，乾隆时所修《同州府志》记载当时陕西水上煤炭运输情况说：“石炭，龙门内上峪口皆有，荒山绝壑，穿穴以出，负担驴骡，络绎于道。每岁十一月，舸艓连尾上下，浮于河，由韩而郃、而同、华，载以易粟，岁以为常”。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傅应奎撰《韩城志》记载：龙门煤炭“每数十百艘连尾上下，自渭达于长安、盩厔、鄠以西，载以易粟”，煤运相当兴盛。清康熙四年（1665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豁免了韩城县的沿河津渡炭船税，鼓励航运事业的发展。
从晋贩卖至关中的生活、生产用品运输也基本依靠黄河。光绪《平遥县志·杂录》记载：“晋之炭、铁、枣、酒及诸土产之物，车推舟载，日贩于秦”。光绪《鄠（户）县乡土志》也说：“铁货，如铁钉，铁销之类，除自制外，由山西泽州、潞安等府，水运至河口（三河口），由河口陆运至户，每年共销六七万件。铁铧由山西河津樊村镇水运至咸阳，由咸阳至户，每年共销十万余叶。铁锅由山西水运来，每年约销五百口”。户县很多土特产品也通过渭、黄、汾水路运往山西省，如乌药（年销五六十万斤）、藕粉（年销20万包，每包14两），松柏枋板（年销七八百副）。光绪《华州乡土志》载：“其输入品则煤铁之舟，泛于河、渭，来自山西”。此类记载遍布关中各地县志记载。这些充分体现了黄河小北干流运输的重要性。
民国成立后，黄河航运管理分散于陕、晋、豫三省，管理杂乱无序。直到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成立，黄河航运管理才走向正轨。李仪祉先生是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李仪祉在黄委创办的《黄河水利月利》中，对黄河航运写了多篇文章，强调了航运便利性。李仪祉说，陕北之皮毛，神木之盐，延长之石油，晋省之棉花，韩城之煤，都是黄河沿岸的物产，但苦于运输成本高昂，难以远销，应以黄河航运为根本，使得它们得以外销。
西安省城煤价奇昂，即转运不便之故。在李仪祉先生倡导下，陕西省组织从韩城禹门口以下，利用民船运煤，水程280里，三、四日达于三河口，再西溯渭河，至西安省城以北30里的草滩镇。溯渭河而上时，三船一运，装煤二三十万斤，极大缓解了西安城缺煤之苦。有人会问，为何蒲城、白水、铜川都有煤，西安为何不多用，而多用韩城煤？因此上三地，转运困难，运输成本奇高，韩城从黄河水运到西安每吨煤售价3。77元，而从蒲城运煤到渭河边，陆运每吨运费就高达4元多。后来为了方便运输，从白水到渭南渭河边修建一条轻便铁路，才使得运输成本大为降低。
黄河航运占据着关中内河首位，据上世纪30年代陕西省渭、黄、洛三河航运总量统计，某年通过对棉花、水烟、药材、牛皮、牛毛、茶、盐、煤、炭、煤油、布、铁、柿饼、食粮、杂货、京货、面粉、麦、麻等19种物品调查，渭河运输为5260吨，黄河运输为34784吨，洛河运输为3910吨。黄河运输量是渭河的6倍。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小北干流船运发展很快，建国初期，在潼关至禹门口一段黄河经营航运还是很繁忙的。合阳县百良镇岔峪村74岁老人雷昌乾回忆说，他小时候黄河南北通行的船是很多的，每天都可以看到。主要运送韩城的煤和木材，还有秋、冬、春季节，将韩城、合阳的一部分农产品，经由潼关船运至渭南交有关部门收购，然后转运西安。下水船都是装的满满的，上水船基本都是空船，逆水而上由纤夫拖曳上行。雷昌乾回忆，十数名或数十名船夫拽着纤绳，四肢着地，纤绳压筋勒骨，蹒跚而行。落滩是指大货船遇到浅滩搁置不能行动。船卧滩后，无论天气冷暖，船夫与纤夫们均要下水把沙石挖开，开辟航路。就算寒冬雪后，纤夫也要下水赤足拖拉，十分辛苦。
1962年关中内河航运管理处改为关中航运公司后，根据三门峡水库设想的发展蓝图，曾计划在潼关至韩城间开辟机船航运，并进行试航，由于黄河泥沙含量剧增，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使水路交通通往困难。试航未获成功，加上公路、铁路运输的发展，黄河小北干流段航运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变成停滞。1985年，恢复了韩城、合阳、大荔、潼关四县境内的航运码头，并对禹门口—潼关间的黄河航道治理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同时，建立了潼关黄河造船厂，试制适应黄河小北干流特点的超浅机驳船和钢质机动船，但均未获得多少成功，黄河小北干流航运仍然处于基本停摆状况。
时光荏苒，如今随着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等运输业的发展加上黄河自身原因，使得如今黄河航运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黄河航运无疑在陕西乃至全国的航运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并将铭刻在历史和时光的巨轮上，昭著丰碑。
致前辈
我们先来看份档案，姓名：田xx，籍贯：山西省石楼县罗村镇沙窑村，出生年月：1930年10月12日，家庭成分：地主，本人学历：运城师范，职业：公务员。
在以下文字中，我不再直呼其名，那会显得不够尊重，因此，以“前辈”作为第三人称，叙述那段流金岁月。
1947年6月，前辈毕业于运城师范，后经熟人介绍，曾在安邑伪政府干过4个月的勤务（应该是今日夏县），同年12月，安邑伪政府撤往临汾，前辈就此离职，辗转回到石楼沙窑村老家。
在外求学的坎坷经历，让前辈看到太多因战乱造成的生离死别。因此，能与家人团聚且平安的过日子，成为前辈最大的心愿。
1948年7月，解放后的石楼县政府百废待兴，需要有知识的人才，县政府面向社会招聘教员。
前辈因自己的出身不好，因此抱着试试的心态前去应聘，竟然被录用了。经过岗前培训，前辈被分配到城关完小任教。
那年月，小学毕业都算是知识分子，更别说师范水平，漂亮工整的文字，扎实深厚的文化功底，前辈很快被县里发现并得以重用。
1949年7月，当教师不到一年的前辈，被破格调入人委会民政科，从此步入政坛。
此后17年至文革前的工作简历：
1957年7月，任民政科副科长；
同年12月，参加石楼县第二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人委委员；
1953、1954年连续被评为全县干部二等模范、一等模范；
1956年4月，被组织推荐到中央政法干部西北分校学习近一年时间；
1957年2月被任命为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就是现在的县委办副主任）
1959年1月，调任罗村镇龙交公社书记兼主任；
1959年10月两次调回人委办任主任；
1961年3月，调曹家垣公社任书记；同年4月与时任县长李志勇外出洪洞县开展“四清”运动，到1966年6月结束。
在这17年间，前辈以严谨的作风、辛勤的付出，赢得组织的信任，这期间，通过不断的学习及赵秀夫等老领导的影响。
前辈由对政治的懵懂无知，成长为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青年。
1966年7月，前辈被抽调去洪洞县参加“四清”运动两年到期，圆满完成任务并获得优秀“四清”队员荣誉，回到石楼所在的单位曹家垣乡。
迎接他的并没有表扬与掌声，而是张张大字报，文革运动来了。
前辈戴上纸糊的高帽，挨批斗、被游街，且下放到许家山劳动改造，政治暴风的汹涌澎湃及人格尊严的无情践踏，让前辈猝不及防。
白天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批斗会，晚上被隔离在窑洞里，那些日子，前辈在黑暗中辗转反侧，无数个夜晚他在苦苦的思索。
多少年来，努力辛勤的工作、小心谨慎的做人，发自内心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
一直以来，前辈羞于自己的出身，羞于自己在安邑伪政府的工作经历，尽管那只是区区4个月的时间。
在此之前，加入党组织转正程序一直杳无音讯，但前辈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认为这是党对自己的严苛考验。
但是今天，前辈突然发现，自己的出身及毕业初期的工作经历，已成为重要的政治污点，深入骨髓与血液，让他永远也洗不干净。
他想辩解，想大声的告诉大家，我对党是忠诚的，我愿意用有限的学识，为家乡百姓做些事情，不行吗？
“不行！”冰冷的拒绝从无尽的黑暗中传来，你的出身及历史背景，决定着你永远都是革命专政的对象，绝不会被信任！
政治的宣判于前辈而言，无异于晴空霹雳，他绝望的战栗着、挣扎着，眼里噙着泪水望着远方。
茫茫黑暗的尽头，似乎有片光亮，他下意识的伸出双臂，拼命的想抓住那光亮。
他相信那片光亮，能给自己带来生命的温度，光亮若即若离的在眼前跳跃，前辈步履踉跄、精神恍惚的去追逐，他忘记了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危险。
政治理想的破灭，尊严被打碎且踩在脚下，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对前辈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必然形成精神的幻觉与崩溃。
几十米高的悬崖下，失足坠崖的前辈陷入昏迷，他的身体曲卷着毫无生气，只有北风吹起的头发，凌乱如蒿，他似乎被周边世界无情的抛弃了。
感谢老领导陈汝林，力排众议作出“救命要紧”的指示。感谢上苍的眷顾，前辈从那么高的悬崖上坠落，竟然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伤愈出院后，那些人并不让他回家休养，而是继续接受隔离及劳动改造，思念父亲的大女儿前往探望。
我相信数月未见，女儿看到父亲憔悴时的惊愕，父亲见到女儿时的悲喜，父女相拥而泣。
坠崖发生后，前辈已心如死灰，他的痛苦与绝望，他的热情与理想，都随着坠崖而消散，他冰冷而麻木。
但女儿的到来，让他冰封的世界感受到一缕阳光，那个夜晚，前辈久久的凝望着熟睡中的女儿，楚楚可怜的女儿，眉宇间荡漾着稚嫩，眼角处挂着泪痕。
无限的柔情从前辈的心底升腾而起，他疼爱的轻轻抚摸着女儿的脸颊，在心里默默的说，为了孩子们，我要坚强的活下去。
1969年，解放军某部进驻石楼，纠正政治运动中的偏差，前辈重获自由。
1972年前辈被安排在县建筑社担任支部书记，这期间，他带领建筑工人新建了石中桥、马村桥和辛店村桥，这三座石拱桥，除县城石中桥，在桥上建起新桥外，其它两座桥，到现在还在被使用。
1975年2月，由于长期在建筑工地过度操劳，前辈旧病复发，组织安排其到县科技办公室当干事，那个时期办公室只有两名干事，组织这样安排，是为了让前辈安心调养身体。
但前辈却没有闲下来，他利用有线广播等手段，及时传播科技情报、农业信息，特别是对牲畜疫情及时预报监测，集中开展技术广播讲座。
1966年邢台地震后，成立地震预防中心，前辈及时跟进抗震防震知识普及，把冷清的部门干得热火朝天。
1977年，石楼县科技局成立，前辈被任命为副局长，这期间，针对石楼科技力量薄弱，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实际，组织专业科技人才成立“技术协作攻关组”列入省市县科研项目。
留村石家坪科研组沼气发电试验成功、县医院科研组研制成功药物过敏速测仪、农机厂科研组设计出驱动型手持拖拉机、农业局林业局科研组在高频种子处理试验、土壤普查取样、红枣果树修剪管理、磷肥推广等科研对比示范推广中，都极大的引领和促进了全县工农业生产，为强化百姓科学意识，做出突出贡献。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科技局改为科委，前辈为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前辈受全国科技大会精神的鼓舞，开展全县科技人才摸底普查，在时任县委书记杨开元同志的支持下，两年时间，39名学非所用的大专毕业生归口归业，30名受到不公正处理的科技人员平反复职，48名同志恢复了技术职称，16名科技人员入党，12名科技人才被提拔重用，116名科技人员调整级别工资，12户长期两地分居的家属调动得到解决。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极大的调动起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全县掀起前所未有的科研热情，并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据县志记载，从1977年到1984年，石楼先后荣获省级科研成果奖52项，地级成果奖四项，特别是进行了辽宁白绒山羊与本地山羊杂交改良试验推广，绒产量提高1、58—2、7倍，仅羊绒，每只改良羊比本地山羊多收入12、58元，全县推广绒山羊改良近10万只。山西日报以《切实关心、大胆任用》为题，报道石楼县委落实党对科技人员政策的经验做法，前辈也因此被评为吕梁行署科学技术先进个人并受到表彰。
1981年调整成为县科协主席。前辈到科协后，把推广优种、配方施肥、良种良法配套作为后半生的全部追求。
他说：大跃进靠浮夸粮食产量上1004斤，今天我们要用科技实现亩产千斤粮。
在前辈的推动下，全县14个乡镇组建科技普及站，134个村委全部配齐科普员，并从省市争取专项科普经费，各乡镇开办科技集贸市场，举办各类农业技术讲座。
在全县56个中心村进行千户万亩优种田活动，将当时全省22个优良品种全部引进石楼推广。
三年时间，石楼粮食产量逐年递增1983年10月，前辈代表石楼县科协参加山西省科协先进集体表彰大会。
从1972年复出至1984年退休，12年间，前辈这劫后余生的工作机会，倍感珍惜，他怀着敬畏与感恩之心，用百倍的热情奉献事业，以扎实的工作，为充实石楼科技档案资料做出重要贡献。
1984年3月7日，前辈代表石楼县科协参加全国科协农村科普协会工作经验交流大会在。
前辈初次来到北京，会议间隙，身穿中山装，脚踏圆口布鞋的前辈走进天安门广场。
他看到了城楼上高高悬挂的伟人像，他如此之近的伫立着、凝视着，像委屈的孩子见到久别的亲人……
迎风飘扬的鲜艳红旗、矗立的英雄纪念碑、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他的眼睛湿润了，嗯！所有的付出与委屈都是值得的！
屈产河畔，水流潺潺、柳枝婆娑，前辈手拄拐杖站立在自家大门外，他目光深邃、饱经沧桑的脸庞浮现出安然的微笑：这个世界我来过！
2008年10月，前辈因病离世，终年79岁。
逝者如斯，精神永存，前辈之后、再无前辈……
少年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最近，一曲《少年》以其优美明快的旋律、极富感染力的歌词引发无数网友共鸣，迅速火遍全网，占据了各大音乐软件热度第一的位置。我认为这首歌里的少年代表的是梦想，正如现代诗人冯唐的那首：“尚未佩妥剑，转眼便江湖。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是啊，时光飞逝，岁月沧桑，愿我们始终坚守心中的梦想，虽历尽艰辛，仍初心不改。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因为这一原因而喜欢这首歌的。因为它唤醒了我们心中的青葱少年，戳中了旧时光里一段特殊的情结。
犹记那年，刚刚走出校门的我，被安排到县五交化公司上班，那个年代，五交化公司和百货公司、药材公司、外贸公司是县里仅有的的几家国营企业，算是不错的单位了。
五交化公司在县城有一个批发部、三个零售门市部，另外，小蒜、义牒还各设一个分店，运营资金大概一百来万，员工四、五十人。我被安排在县城第一门市部也是最大的一个门市当收银员。
记得上班第一天，我特别紧张，自己一个人不敢去，非让老爸陪我去，结果报道完我爸就先走了，剩我自己谁也不认识，特别无助，经理把我安排到岗位上嘱咐要好好干，也不问问会不会干、能不能胜任就不管了。本来我那天去的时候兜里揣了个电子计算器，但看到大家都在那里非常娴熟地噼里啪啦打着算盘，我也就不好意思往出拿了。偏偏那天顾客特别多，不一会儿我面前就排起了长队，根本容不得我多想，拿过算盘心里默念着：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极不熟练地开始操作，其实那天我更多的是在用心计算，一天都在紧张忙碌中度过，到下班的时候，抽屉里花花绿绿的钞票塞得满满当当，这些钱能不能和票据最后的合计结果对得上是我最担心的。我自己算了好几次都对不上，急得直冒冷汗，后来好几个人帮忙整理，经理亲自上阵，最后总算圆满交差，真是惊险刺激。回到家里爸妈问我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我直接就泪崩了。好在没过多久，企业改革，优化组合，我被调到柜台卖货，相对比较轻松一些。往事如昨，历历在目，而今已进入全民移动支付时代，当初繁琐复杂的工作早已变得轻松简单。
时光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这个落后闭塞的小县城，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记得那时门市部分为交通、家电、五金、化工四个组。我所在的第一门市库存五十多万，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大件家电，一年卖出的数量少得可怜，倒是黑白电视机隔三差五就有人来买。那时候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人们唯一的消遣就是看电视，特别到了年底，黑白电视机卖得特别火爆，家家想着买个电视机好在过年的时候，全家团圆，一起吃年夜饭，一起看春晚。
90年代的石楼，低矮的平房、破旧的街道，县城最高的楼房就是政府楼，全县就一条主街道，个体门店极少，仅有的两家服装店和美发店都是外地人（当地百姓称“南忙子”）开的。每到4月、7月古会，从十字街到接官店殿桥，摊位一个接着一个，但卖货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外地人，特别是卖衣服的基本都是外来户，当地人最多临时垒个炉子、搭个篷布，卖点碗托、凉皮、烩菜、油条啥的。那几天街上人满为患，挤得水泄不通。村里的婆姨汝子三五成群相约着上城赶会，主要是给全家人淘些换季的衣服鞋袜日用杂物。男人们赶着马车、牵着牛驴，在会上买卖牲口，置办农具、种子、化肥。城里人这几天上班上学定要早点出发，一来可以顺道赶赶会、看看热闹，二来走得迟了街上拥堵比平时费时间。
我们店里每到古会时节也是特别忙碌，我所在的化工组，以卖油漆为主，古会上前来买货的顾客基本都是农民，卖的最多的是蒸馒头用的苏打、碱面，需提前备好货，一斤的、两斤的，分装打包好，一摞一摞码放到柜台上。那时候公司只给提供包装纸，没有食品袋，苏打、碱面需称好斤数，用包装纸包好，用纸绳捆绑好。这可是个技术活，又不能浪费纸，记得那时我练了好久才勉强包成。虽提前备货依然还是包的赶不上卖，过会那几天柜台前直至下班买货的一直围得满满的，一刻不得歇，一天下来累得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多次和爸妈哭诉我不想干这份工作了，无奈老爸已退居二线，自己又不争气没考上大学，就这份工作也是来之不易，只得慢慢适应。
然而，没过多久，全国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出现亏损的国有中小型企业“破产”“解体”，没有亏损的企业实行“转制”，数以万计的国企职工面临下岗失业，我们五交化公司当然也没能幸免。刘欢那首《从头再来》就是专门为下岗职工量身打造的：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入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致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奋进新时代。
翻开一张张老照片，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时光在石楼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特殊的烙印，翻过历史的年轮，所有人都被震撼了。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石楼一改从前面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建筑风格紧跟时代潮流。铁路、环城路、沁园春广场、东征广场、龙马公园……正一步步朝着现代化大都市方向努力发展。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全县五万多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摘帽；退耕还林面积达到九十万亩，森林覆盖率百分之三十一，全境被确定为绿色食品产业基地。绿色有机的农产品、营养丰富的核桃、甘甜的红枣、香醇的蜂蜜打造独具特色的“塬谷石楼”品牌。以天然气开发、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为重点的“一气双电”清洁能源项目的推进，构建起具有石楼特色的工业经济体系。黄河特色旅游村镇、品牌农家乐、健康养生基地等乡村文化旅游产品，彰显纯朴的乡土风情。湛蓝的天空、灿烂的阳光、绿色的底色、美丽的乡愁，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画卷……
只要心在不断飞翔，路就不断向前延伸。岁月如歌，不同的时代，赋予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使命，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就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一首《少年》让多少人产生共鸣，打开封存的记忆。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少年》优美的旋律一直在单曲循环着……